抗大校长把我送进文工团


抗大校长把我送进文工团

    傅泉同志与“小调诞生地”的老房东合影 2009年4月30日 时年84岁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六十年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文工团。我是1940年3月3号进的文工团,3月8号庆祝三八妇女节,学三八妇女歌,这是我进文工团学的第一首歌。
我们文工团一共三十多个人,来自北京、上海、香港、武汉,还有东北流亡的学生。他们冒着风险来到延安抗大,学军事、学政治,以后他们又跟着抗大到敌人后方,晋东南、太行山,以后又到沂蒙办学。文工团在袁团长的领导之下走遍了沂蒙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山东大地上到处都有文工团员的脚印。在鲁中、鲁南,在滨海,走了多少路啊!我对我的家乡都没那么熟悉啊!沂蒙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一样啊!我已八回沂  蒙山了,今年我还要九回沂蒙山!
    为什么我对沂蒙山那么有感情?那里的人们养育了八路军啊,那里的人们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立了大功啊!我们不能忘记沂蒙的人民,沂蒙山的人民养育了我们八路军,养育了我这个小八路啊。我今天八十多岁怎么来的呀?就是老百姓支援咱们八路军来的呀!没有他们我们哪有今天哪!还有牺牲的烈士,那个石峰,是我们的小诗人哪,十七岁就牺牲了,你说那时我们多年轻啊!鬼子把他打死了。
    我说说我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吧。
     1938年鬼子打到了郑州,蒋介石把花园口给扒了。红军到达了陕北,他们要办学,叫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当时要很多瓦盆,我爸爸、爷爷都会做瓦盆,是手工业者。我爸爸就从河南巩县老家到了栒邑县给陕北公学做瓦盆去了。我那时只有十二岁,我爸爸就把我带到陕北去了。到陕北以后就开始做瓦盆。当时有很多学生像艾力、王杰,他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学生,经常到瓦盆窑上去看。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一听是老乡就拉上话了。他们说:“咱们都是河南老乡,我们是陕北公学的。”“小兵要不要?”我问。“要,你来吧。”他们中的一个人说。就这样,我就进了陕北公学了。才12岁,人家都是大同志,我才12岁,干什么呀?在班里也起不了作用,也不能跟人家出操、上课,后来就给队长当勤务员。
    1938年9、10月份,我要跟陕北公学到延安去,要成立抗大一分校,我要跟着去,我爸爸不叫我去。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又只有12岁,听说我要跟着八路到延安去,我奶奶和母亲不放心,都从河南老家到陕北来了。我当时感觉陕北公学好,不打人、不骂人,每月还有一块钱银元,叫津贴。买牙膏买肥皂就用这个银元。12岁的小孩哪见过银元?每个月给一块钱我不舍得用啊,就攒起来了。我走的时候我爸爸不叫我走,我说陕北公学好啊,吃的好,冬天冷了还发棉衣,吃馒头喝小米稀饭,吃的比家里好,每个月还有一块钱。还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当时因为小,我虽不十分理解这些道理,但就是觉得八路军好,就是要跟着他们走。我爸爸不叫我走,我给了他3块钱,我说:“爸,这3块钱给你留着用吧,我还是要跟着八路军走。”我的一个表舅是做小生意的,是一个卖香烟、瓜子、糖的自由户,摆小摊的。看我参加八路要跟着他们走了,就说:“我去要不要?”我说:“我跟队长讲一讲。”队长说:“好,来吧,就当炊事员吧。”我表舅十八岁跟我一起参军了,我爸、我爷爷就放心了,我爸说:“好,有你表舅和你在一起就行了。”我爸在我临走时交代我两句话,这两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句是天再冷你不能烤火。因为在北方天气很冷,你一烤火手就要冻坏,脚也要冻坏,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句话是你想家时写信,地址写职田镇福德魁收。这是我朋友家开的店,他会把你的信交给我的。他的朋友在镇上开烟纸店,我们家是在农村做瓦盆。就是这两句话,我真是记牢了。70年了!当年我在山东做地方工作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好,请家里不要惦记,就那么几句话。我知道家乡是国民党占领区,你要说你在当八路,家里就倒霉了。我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福德魁这个人现在和我没联系了。70年了!我能把“福德魁”这几个字记住就不简单了。我现在再冷,我都不烤火。这记忆太深刻了!其实这也是父亲对我的爱,临走了,也算是赠言吧。我受益了一辈子。
    一路同行的有王杰、艾力、乃初,苏伟都是陕北公学的。还有袁成隆主任,他也是陕北公学的。
    这时候我们一块东迁到了延安,本来在延安要听毛主席讲话的,后来日本的飞机轰炸延安,没听成。我们要到前线去了,在“延长”那个地方,抗大一分校成立了。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这时候我就给周纯全当勤务员了。我在山东一直跟着周纯全校长,他对我像对自己的儿子似的,他那会儿都四十出头的人了,我才十二岁,我走不动了就拉着他的马尾巴,生病了还骑着马。我生病了,校长问我:“你想吃点啥呀?”让警卫员给我烧。打个鸡蛋什么的,在当时那就算很不错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洗脚时我看到校长腿上都是伤疤,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是叫国民党打的。校长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何长工有一条腿是瘸的。这都是在战争年代留下的伤。
    到山东后因为我有点文化(小学四年级),后来组织调年轻的、有点文化的去学发电报,作译电员。周校长问我:“小鬼,你学不学发电报?”我说:“我不,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呀?”校长问。我说:“现在我给你当勤务员,将来长大了我给你当警卫员。”“哈哈。”校长笑了。他很喜欢我啊,我的话很天真啊,不愿离开。在校长跟前那么温暖,校长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的脚行军时爬太行山下来的时候冻裂了,一道口子一道口子的。周校长亲自给我抹414,我现在还记得414这个药膏(哽咽)。多惨哪!我当时才13岁!你说这情景我能忘吗?我能离开周校长吗?我还是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后来文工团演戏需要小孩子,找不到人,演员太大了怎么演人家的儿子、孙子?看着我小,他们就要我去,于是校长动员我:“文工团离我很近,以后你想来就来。”就这样,连哄带啥的,我就同意去了。他给了我一件他的新军装,那是他的一片心意啊(激动地哭了)。我当时邋里邋遢,军装脏兮兮的。当时条件艰苦再加上我年纪小,谁洗谁弄啊?周校长把他的新军装罩在了我的脏衣服外面,把我送到了文工团。后来把乔志学也要去了。我们有个小鬼班,我们十二、三个人,苏伟阿姨是我们的小宣传队长。胡荫波、傅泉、乔志学、张达还有赵忠实,女同志有刘艺文,毛毛(刘谦),这两个同志都过世了。
    我永远忘不了1940年3月3号我进文工团的那一天,我也忘不了我在文工团学的第一首歌,就是《三八妇女歌》。( 阮丹妮整理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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