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二、抗大文工团在行动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 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人,轻轻松松几句话,就给抗大文工团开创了一条新路。看到演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朱总司令又说:“管他什么的,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唱;老百姓喜欢的,你就演。为人民服务嘛。”有了朱总司令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抗大文工团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一下子看到了这支队伍潜在的力量和价值,一下子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收都收不住了。
在通往太行山深处的县城平顺、壶关的路上,二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冒着瓢泼大雨在行进。这两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群众躲鬼子都跑了。因为这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部队需要群众回来配合工作。于是,文工团员们发挥作用了。他们冒雨沿街高唱救亡歌曲,一曲接一曲,一唱就是一天;他们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穿大街走小巷;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提着石灰桶、锅灰桶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他们用歌声唤回躲鬼子怕鬼子的群众;他们用工整的美术字,揭露日寇的罪行;他们用青年学生的满腔真诚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每天的行装都很简单,工作、学生和生活的全部家当都背在肩上。胡琴在身上挎着,锣鼓在肩上背着,画笔和颜料在柳条筐里提着。他们走到哪儿,节目就在哪儿上演。《打鬼子》、《恐日病》、《打倒共同敌人》、《傻子打游击》……什么节目都演;他们走到哪儿,《八路军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军民合作》、《黄河大合唱》、《开荒歌》、《把鬼子赶出鸭绿江边》等等歌声就响到哪儿。他们是不拿枪的战士,他们的武器是唱歌演戏,但是他们的冲锋性更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走向了清晰,由诗人夏川写词,久鸣谱曲的《文工团团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们是文化战士,
岗位在最前方,
我们战斗生活,
在战斗中锻炼成坚钢。
我们有青春的火力,
永远和敌人搏斗!……
群众听到歌声,偷偷回来一瞧,发现是八路军,就慢慢回来了。
阮若珊连着在两部独幕剧中演主角,渐渐地有了名气,她也稀里糊涂地在塑造角色中产生了浓厚的创作兴趣。
三、小诗人石峰两次救苏伟
借着夜色的掩护,一支长长的队伍行走在山路上。这支队伍有2000多人,设置七个营三个大队。抗大文工团的二三十口子人,就跟着校部直属队的三大队后面走。
校长周纯全传口令:马上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千万都跟上,不准掉队!
队伍一个接一个地传校长的口令。传达到位后,队伍有序地跑动起来,苏伟紧张地快要哭出来了。大部队集体冲过封锁线后,前面要过一个封锁沟,仍是继续跑动,汗水顺着苏伟的脸庞流下来,开始气喘,然而,她不敢停止脚下的跑动。过完封锁沟还得爬一座山,所有人使出全身的力气爬山。周纯全特意叮嘱苏伟:“小鬼你别掉队,千万别掉队。”校长这么一叮嘱,苏伟反而更急了,她着急着想从旁边的一条近路爬过去,没想到扑通一声,掉到一个煤窟里了。苏伟在黑漆漆的煤窟里大喊“救命,救命”,结果没人听见,她绝望地一边哭一边继续呼救。
大部队翻过山后,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苏伟。校长命令组成一个收容队,找回掉队的同志。17岁的小诗人石峰主动要求跟着收容队一起寻找苏伟。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石友三部队里的一个参谋长,由于家庭背景与苏伟相似,加之两人都是文工团员经常在一起合作节目,所以,他对比他小两岁的苏伟特别照顾。现在看到苏伟掉队了,他急得不行。还好,回到那个山坡上时,他们听到了掉进煤窟里的苏伟的声音,于是,大伙用皮带套着皮带,把苏伟从煤窟里拽上来。这晚的月亮特别明亮,石峰看清苏伟的脸上蹭得都是煤灰,她那滑稽的样子,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一看也都哈哈大笑。苏伟还未从惊吓中缓过劲儿来,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石峰连忙止住笑,催促苏伟:“快快跟上。”
周校长一直记挂着苏伟是否被找回,所以,给队伍发出口传命令:“小鬼跟上没有?”从队头到队尾,每个人都重复这句口令“小鬼跟上没有”,传到最后,收容队回答:“小鬼跟上了。”为了不让校长着急,苏伟拼命往队伍前面赶,与此同时,队伍从尾到头,每个人又在口传道:“小鬼跟上了!”当苏伟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结果,队伍走一路笑了一路,只有苏伟不知情,气恼得不行,心想:“我掉队了有什么可笑的。”当苏伟终于赶到队伍最前面去见校长时,原以为校长会痛骂她一顿,因为校长叮嘱了不让她掉队,她不听指挥才掉队的。所以,见到校长,她主动说:“校长你批评我吧。”校长也笑了,说:“小鬼,快擦擦你的小鬼脸,我本来应该批评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将功补过。”苏伟不解地问,“什么功?我掉队还有什么功?”校长说:“你听听,他们都笑了,你看你这个小鬼脸,快擦擦!”苏伟才知道同志们笑她的原因。
队伍从山西出发,向着冰天雪地的沂蒙山行军。
地上是厚厚的积雪,队伍却继续往东,丝毫不能停下来。为了给队伍鼓劲,文工团员们站在山顶上,边说快板,边唱歌。苏伟在山顶上又蹦又跳,每个同志从她面前过去,她都喊“加油,加油”!仿佛这样,自己也减少了寒冷感。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身体单薄的苏伟连着背包一起稀里哗啦地往悬崖上滚过去。苏伟觉得脚底下从未那么轻盈过,仿佛是被什么人推抱着往前走的,她就那么被大风刮向悬崖口。这时只见一个人,哗地一下顺着积雪从山上滑到她跟前,一把接住了苏伟,与此同时,另一个人的大手也一把抓住了苏伟的腰带。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发生!苏伟自己都愣了,她定过神来一看,从山上滑雪下来的是小诗人石峰,又是他救了自己,苏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笑。石峰指着前方说:“你看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悬崖,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就在这时,炊事员担子上的锅被风刮起来,摔到了悬崖下,顿时成了碎片,苏伟吓出一身冷汗。抓住苏伟腰带的人,是校长周纯全。平时脾气很大的校长,这次没说什么,他怕这个受了惊吓的小鬼缓不过神来。
为了防止女同志掉队,三营特意在每个女同志前后都安排一个男同志,万一脚底下滑,或过封锁线时跑不动,可以架起来就跑。文工团员李林走在阮若珊前面。他叮嘱阮若珊:“你记住,如果前面有沟,我就跳一下。我怎么跳,你就怎么跳。”有一晚,李林怕自己睡着了,每有困意时,他就跳一下。当时阮若珊不知道,也跟着跳了一夜。天亮后,把阮若珊累得够呛,她问李林,“昨晚怎么过了那么多沟?”李林一听忙道歉,他忘了自己对阮若珊说过的话。
部队宿营。苏伟抱着磨出血泡的脚丫在哭,她的面前放着一盆水。石峰手里拿着歌篇,正挨个给文工团员们分发,看到苏伟的样子,他站在那儿嘿嘿笑她:“怎么,当炮(泡)兵了?”苏伟不理他,还是哭。这时,周校长巡视过来,说:“小鬼,叫你不要哭,怎么又哭了?”周校长让苏伟抬起脚来,嘴里啧啧了几声,找来一根针,拿到火上烧一烧,再把苏伟的几根头发穿过针鼻儿,然后拿着针穿脚上的血泡,一个一个地穿,还真灵,血水都顺着头发两边出来了,苏伟一点也不觉得疼。周校长说:“以后记着啊,这是老红军常用的办法。”
尽管阮若珊的眼镜丢了,苏伟的脚底下磨得都是泡,可是她们仍然要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
苏伟与阮若珊站一组岗哨。这晚两人正在站岗,突然远处有人喊:“口令!”阮若珊一害怕,回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伟傻了一会儿,也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来人是三大队长黎有章,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我问你们口令,谁问你们口号了?”两个女孩明白过来后,快笑翻了。终于坚持到天亮,阮若珊问:“苏伟,今天天儿怎么还不亮啊?”
苏伟欢畅地说:“已经亮了啊!”
再一看阮若珊,眼镜片上全是泥巴,难怪她觉得天老是黑的。
过陇海铁路封锁线时,女文工团员都跟上了,却有几个男团员丢了。音乐指挥丢了,一个有脚伤的团员没了,从香港来的青年学生黄继伍负责牵牲口,结果拉着幕布的马跑了,他被马牵着跑出很远,再回过头来找部队时,部队已经走远了。这小黄是画画的,又戴着副眼镜,马跑的时候,他还穿着一身日本人的军服,那是演戏用的。与队伍失散之后,他被老百姓抓住,他们误以为他是日军,加之他说话当地人听不懂,老百姓便把他绑了起来,痛揍一顿后,被扭送到游击队手中。
这支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出发的年轻的队伍,历经40天长途跋涉,于1940年1月5日胜利到达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张庄一带。
为了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初,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地培训山东部队军政干部的命令。
就在抗大一分校积极准备向山东挺进时,11月9日,山东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在沂水岸堤举行了开学典礼,与之遥遥呼应。校长徐向前,政委朱瑞提出,八路军必须有自己的学校,陆续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们,都应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成立后,即把四个月前停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到自己名下。抗大一分校抵达山东两个月后,即1940年3月,又将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合并到自己的旗下。并且,开始了在山东的招生工作。(作者:张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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