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综述/郑德厚)

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在敌后血与火的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为学校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戏剧运动在农村的普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活跃在太行山

    1939年3月,学校根据抗战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文化娱乐工作团。4月,在屯留县故县镇的一个农民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到会并讲话。会上,宣布了临时负责人名单:总负责人汤任庵、曹辰力,音乐指导王承骏,戏剧指导贾尤。文工团主要任务是开展校内及驻地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

    经过准备,“五一”节在故县镇向全校进行了首次演出。紫红的幕布上绣着抗大校旗和“文艺轻骑队”5个黄色大字。节目有齐唱、合唱、  《卖梨膏糖》、独幕话剧《和平酒店》、改良京剧《夜摸营》等,短小精干,颇受欢迎。7月,日军对晋东南“扫荡”,文工团随即和校部转移到太行山的长治、壶关和平顺一带。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学校决定将“文化娱乐工作团”改名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这时调整领导力量,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经常演出自己创作的小型话剧《傻子打游击》、《锄奸曲》、《打倒共同敌人》等,也排演“延安鲁艺实验剧团”的独幕剧《一心堂》、《沉冤》,多幕话剧《流寇队长》。这些节目起到了宣传抗战、动员组织群众参战的作用。

7月,在反“扫荡”的隆隆炮声中,文工团在壶关、平顺、长治、陵川一带,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唱着歌曲,穿大街,走小巷,动员群众出来看戏。演出前在台下教群众高唱抗日歌曲。每到一个村庄,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揭露日军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抗日锄奸,大大稳定和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9月,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司令员何长工,带领文工团先后到新五军孙殿英部、四十军庞炳勋部和骑兵十四旅张占奎部做统战工作。文工团为他们演出,教士兵唱歌,一起开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收到了良好效果。

    校首长十分关心文工团的学习和成长。每逢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时,都吸收文工团听讲。这些教育,对团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继承与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作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群为抗战而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积极热情,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吃苦耐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成为活跃在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文艺新军。刘伯承师长赞扬说:“抗大就是不同,到处是歌声,部队活跃,军容整齐,士气高涨,面貌清新,把部队搞活了。”

二、成长在沂蒙

    1939年11月,文工团随校向山东挺进。在东迁途中,校部女同志和文工团编在一起行动,称为宣传大队。团员背着长枪、短枪、手榴弹和剧本、锣鼓、胡琴,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还要保护女同志平安地通过封锁线,责任真是不轻。为了避免敌人空袭,那些天总是夜里行军,在纵横交错的抗日沟里穿来穿去。

    抵鲁后,文工团的任务是配合部队开辟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适应这个新的情况,文工团的人员作了调整,先后增加了谭诲君等18人,建立了舞蹈组。

    文工团第一次和山东父老见面,是在张庄集上组织的化装演出。丁铸铁的《拉洋片》,鲁岩和伊洪的大幅宣传抗日的连环画,乃初与沈默予的《卖梨膏糖》,白华、姜坤和苏伟的《放下你的鞭子》,蔡贲化装成私塾先生为群众写革命春联,史屏、陈谱写大标语,还有唱歌、跳舞、打花棍、说“武老二”和大鼓,形式活泼多样。演出中,还揭露了伪费县县长李长胜杀害百姓的真相。正值群众喜迎春节,演出轰动了整个集市。群众红红火火,抗日的情绪鼓动起来了。山东《大众日报》为此发了专稿。

    演出的成功,鼓舞了全团同志的信心,同时也引人思考。面对山东的新形势、新情况,节目内容必须反映战斗,形式必须短小精干。1940年3月,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祝捷大会上,文工团演出了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治恐日病》,朗诵了沙洪歌颂孙祖战斗英雄事迹的长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文工团成立一周年时,在沂南县东高庄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一间农民屋子里,布置了展览室,展示了文工团一年的战斗历程和工作成绩。展室四壁挂满了各种图表和有趣的统计数字。如阮若珊一年“上吊自杀多少次”、乃初“挨耳光多少记”、伊洪“被枪毙多少次”等等(都是剧中情节);还陈列了自己制造的道具、效果、化妆品和简单的布景,用柳条炭做的画眉笔,用猪油调制的化妆油彩,用儿童玩具“竹子鸟”做的鸟叫效果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人徐向前、朱瑞和学校领导周纯全、李培南都赶来祝贺并题词留念,还参加了聚餐,热闹非凡。

    从1940年夏到1941年,部队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剧团,先后有170余人来文工团组织的宣教队学习。毕业择优留团的有柳成行、袁超、刘斌等6人。这时,也从毕业学员中调来了一些同志,如王冰、战坚、孙作棠(姚炜)等。文工团始终保持30至40人之间。政治上和业务上越战越坚强了,进入了创作的丰盛时期。“七一”,在抗大一分校党代会上,沙洪、王承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合作写出了后来唱遍全国的名曲《跟着共产党走》。在庆祝垛庄战斗的祝捷大会上,全团创作和演出《垛庄战斗组歌》。阮若珊和李林在反“黄沙会”战斗中创作的《沂蒙小调》,曲调优美,脍炙人口,成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艾力、贾霁合作歌颂战斗英雄的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在部队久唱不衰,并由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传到日本国。当时创作和演出最红火的两出小歌舞剧是《亲家母顶嘴》、《抗属真光荣》。前一出戏是通过一对亲家母的对唱辩论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悠扬的曲调,喜剧的气氛,幽默的语言,跑驴的动作,维妙维肖。后一出戏极为红火热烈,赞美生产丰收的“地瓜大呀么大地瓜”的演唱让群众乐开了怀。此外,小歌舞剧《爱护根据地》,小演唱《反对下关东》、《拥军模范彭大娘》,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喜酒》,都深受群众欢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文工团创作了数十个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有的成为看家的保留剧目,一直演到抗战胜利。这批小节目的创作为战争时期开拓战斗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戏剧艺术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开辟建立根据地,大演小节日的同时,这一群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战斗的空隙,克服困难,于1941年排演了阳翰笙创作的多幕活剧《李秀成之死》,以李秀成英勇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接着又排演了本团根据鲁迅小说改编创作的四幕话剧《阿Q正传》。这两出大戏的排演不仅使文工团受到一次艺术实践的锻炼,对武装了的工农及其干部也是一次较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享受。垛庄战斗后,文工团奉命到一一五师老四团、老六团和各部队慰问演出。有一次刚化好妆,敌人就来了,连妆也顾不上卸就转移了。这以后就动脑筋想办法,使演出更战斗化,更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

    1940年深秋,在敌人“扫荡”前,文工团分散到各团、营、连,一方面帮助连队做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也为缩小目标。这次“扫荡”,文工团员石峰身负重伤。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根据地军民无不义愤填膺。文工团赶排独幕话剧《我们没有抗命》,还创作了歌曲、诗歌,在莒县十字路一带演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为开展滨海区戏剧活动,根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倡议,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纵队宣传大队、抗敌自卫军宣传队、教导二旅突进剧社、山东分局姐妹剧团等8个大剧团在渊子崖举行联合公演。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的是《李秀成之死》。这次公演在山东根据地是空前壮举,对提高演出水平、开展农村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41年“八一”建军节,文工团在蛟龙湾一一五师师部演出《阿Q正传》。演出结束后,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接见大家并讲话。罗荣桓指出,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里,这种大型话剧不宜过多演出,应以小型的、战斗化的节目为主。这次讲话,为敌后开展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反“扫荡”的考验

    1941年冬,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文工团少数同志分散到部队,团部随校部和五大队活动。先是到蒙阴东和新泰地区,于12月初转移到沂蒙山的布袋峪一带。文工团编成两个小分队,分别由刘知侠、李永淮带领,分散到边缘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面监视敌人。

    12月6日下午,敌人突袭团部驻地蒙山北麓一个小村,全团随五大队向南山口紧急撤离,途中又与敌遭遇,只得在山区周旋。8日拂晓,在龟蒙顶做饭时,敌人从东山袭来,全团紧急突围后,分散在山腰石洞与怪石间隐蔽。黄昏后趁夜向蒙山进发,在猪尾巴沟与学校取得联系,又到费县一带与敌人展开反抢粮反封锁的斗争。此后就开始了一连串日日夜夜的“包围”与突围、“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反“扫荡”中,团员们白天钻山沟同敌人周旋,晚上回村找吃的。当时只能从老乡的地窑里找点地瓜充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不饱。一些分散躲进山洞的同志,几天几夜缺吃少喝。出发前,每人只发一件羊皮大衣,没有棉裤和棉被,就这样一直在山上坚持了一个冬天。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家更加紧密团结,互敬互爱。为保护女同志、小同志和病号,年轻力壮的男同志分工负责安全。过河时把小同志、病号一个个背过去。遇有敌情,男同志战斗在前,退却在后,互相掩护。战斗空隙,编排节目向群众做宣传鼓动,越是困难,越是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反扫荡胜利后,校部命令文工团撤离沂蒙山区,随校部向滨海区进发。从鲁中到滨海,要通过台(儿庄)潍(县)公路和沭河,那里是敌占区。公路旁挖有很深的封锁沟,河水已经结了薄冰。过河那天,浓雾弥漫,在圣母冢附近,阮若珊摔碎了近视眼镜,夜行军看不清道路,失去联络,在敌占区里转了半夜,天亮时发现还未到沭河。伊洪在一个村子找向导时,推门见鬼子还在炕上睡觉。在危难情况下,刘知侠挺身而出,指挥脱险。于翌年元旦黎明前越过深度逾丈的封锁沟,无一伤亡地冲出敌占区。经过反扫荡,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情绪非常饱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哦呵,你还活着?!”

    这次反“扫荡”,“小诗人”石峰、饲养员甘喜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坚受伤,刘俊被歹徒杀害,王杰、刘艺文被俘。后来王杰偷了鬼子的枪,化装回到了根据地。刘艺文在日军转运青岛途中于胶东跳车归队。

    1942年2月15日在石门涧欢度春节。文工团在这里总结了沂蒙山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大家意味深长地说:“这次经历的生死考验,终生难忘。”

四、参加临沭“双减”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指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下军装到临沭县搞“减租减息”群众工作。

    文工团进入临沭后,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和县区干部一起在大兴镇、北辰、盐店官庄、蛟龙湾等地开展工作。刚到临沭县时,这些从城市来的“洋学生”对同吃、同住、同劳动很不习惯,怕脏怕苦。朱瑞为此批评说:“这个样子,群众是不敢接近你们的。”这话对大家震动很大。男同志很快剃掉了“洋头”,披上蓑衣,女同志也换上了农村姑娘的装束。经过认真磨练才逐步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克服了这些缺点。为启发群众觉悟,串门拉呱(即说家常)、认贫雇农老大妈为干娘(个别女同志在几个月里就有10多个干娘),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端午节前完成了“减租减息”,家家户户吃上了粽子,由此迅速打开了局面,组织了农救会、妇救会、游击小组和儿童团,斗倒了恶霸地主。在8个月中,文工团员与群众打成一片,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沭群众在县委领导下,在冬季反扫荡中,积极与敌人展开斗争,以反扫荡的胜利战果,检验了“双减”群众工作。在这次群众工作中,文工团还根据上级决定,配合学校五大队到滨海根据地边沿接敌地区搞宣传和扩军。一次急行军80多里,黄昏时深入到敌我斗争的三角地区大哨和小哨村。这个村秘密建立了抗日政府和群众组织。文工团演戏的村子与3个敌据点都只隔8、9里地。敌人常来骚扰,群众深受其害,渴望解放。当时,这支文艺轻骑队是全团挑选出来的20几个身强力壮的团员,准备了一套非常短小精干的节目。随身带着幕布、服装、锣鼓,不到半小时就能演出,10分钟就能拆台。群众听说八路军演戏,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民兵主动放Ⅱ肖,台前、台左、台右都挤满了人。文工团演出了动员参军的小调剧《亲家母顶嘴》和群众掩护八路军的话剧《锁着的箱子》、《爱护村》等,群众热情极高,时过午夜仍兴致勃勃。在演出的同时,部分同志随部队进到敌人碉堡跟前喊话。这次飞行演出不仅完成了宣传任务,也完成了扩军任务,在敌人心脏区里开了花。

    1942年8月,以马湘符、崔碧云、马瑞珍和马成等20多人组成的半企业性“平剧研究社”来到根据地,组织上派李林、张革非、阮若珊、柳成行及战士剧社的仇戴天,到该团进行京剧改革。社名为“实验京剧团”,李林任团长,马湘符任副团长,阮若珊任政治指导员兼文化教员。

    为了发展壮大文艺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决定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离原建制,于1943年春节后,在石门涧与抗敌自卫军宣大合并,改称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面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与农村剧运工作,同时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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