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下篇)

主要战斗与大青山突围
  1.主要战斗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敌我斗争尖锐紧张,战斗激烈频繁,学校全体同志“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经受着新的斗争考验。学校采取了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的措施,学员大队在战时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职能。这种编组更便于实施灵活指挥,遂行战斗任务。
  学校到山东后,训练对象是部队基层军政干部。这些学员多数参加过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为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他们分编在第三和第五大队,这两个大队,成了作战的主力。
  1940年3月16日,学校参加了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当时,沂水、莒县、铜井、朱位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进犯沂蒙根据地,沿途横冲直撞,到处抢劫,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抵孙祖附近,遭山纵第二支队的痛击。学校奉命配合作战,当即派出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翼侧截击敌人。敌为逃脱被歼命运,多次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逃窜,均被击退。这次作战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在祝捷大会上,校文工团演出了赶排的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台恐日症》。广大军民无不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1940年6月中旬,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学校奉命进行铜井战斗。校长周纯全动员时指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会后发扬军事民主,让学员摆情况,出主意,提方案。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精心拟制了作战方案:以第三大队部分兵力佯攻沂水以西之敌,阻其增援;以第三、第五大队主力攻击铜井,同时以少数兵力袭击周围其它据点,迷惑敌人。战斗发起后,机智地进入铜井,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成为向“七一”召开的学校首次党代会献礼的“珍品”。展出时,引人注目,对全校同志鼓舞很大。
  1940年6月,山东党政领导决定组织发动反顽战役,消灭根据地内之伪顽势力。学校刚从外线回到根据地,驻在沂南垛庄。这里许多村寨为地方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黄沙会盘踞,他们自称国军,与日伪勾结,残害抗日军民,经常制造磨擦,阻挠抗日。上级命令一分校担负垛庄一带的反顽战斗任务。
  学校受领战斗任务后,对伪顽情况作了周密地侦察分析,认为小股者居多,而侍郎宅之敌起着“蛇头”作用,一旦斩断,其他敌人,将会土崩瓦解。侍郎宅是个比较坚固的土围子,仅凭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攻克的。学校领导,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出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炸毁寨墙。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会同攻坚部队经过秘密的掘进,用棺木装满炸药,乘夜幕通过地道送入寨墙底部。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把寨墙炸出10多米长的豁口。攻击分队迅速突进寨内,很快消灭了顽敌。战斗中,学校三大队二中队长安心铭不幸牺牲。此处敌人被消灭后,如前所料,经过10多天的战斗,周围小股伪顽全部被歼。此役之后,沂水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学校也有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
  2.在沂蒙山区与敌周旋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加强对沦陷区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
  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部队要熟悉地形,要求在经常活动的60里以内地区不用向导;各部队要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学校的任务是在东西蒙山一带活动,坚持内线斗争配合外线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为统一这一地区的指挥,蒙山警备区与抗大一分校由周纯全指挥,一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任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武装部长朱则民兼政委。
  学校受领任务后,迅速向全校师生进行了动员,并从组织上物资上作了认真的准备。在动员中,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讲明了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大家既要防止麻痹轻敌,又要防止惊慌失措;要做好在分散、独立活动时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以学员队为基础,把学校大部分机关人员编进去统一行动,以利于机动和战斗;对学校、大队及其主要领导规定了代号,以便于保密;全校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和快速行军的应急训练。
  10月中旬以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沂水等县城的敌人,不断增加兵力。加紧派车派夫,各种迹象表明“扫荡”即将开始。学校决定抓紧进行后勤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抢时间,把备好的棉衣面料与棉花,分发给师生自己缝制。规定行军负重限额,每人不得超过5斤。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埋藏了多余的和不便携带的东西,如粮食、工厂设备等。骡马、自行车交给可靠的群众代管。不宜埋藏的面粉抓紧食用。10月,经常吃面食,有时一天吃两顿饺子。同学们风趣地说:“鬼子帮了忙,让我们改善伙食,到战场上干定得用子弹、手榴弹,好好‘感谢’。”
  经过紧张地准备之后,校部及二、三、五大队从11月1日起,先后离开驻地进入中、西、东蒙山。4日,日军开始“扫荡”。这次“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手段也是极其野蛮残忍的。敌人采取“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跳出东蒙山南部后,活动于芦山至蒙山北部一带,日军跟踪而至,五大队乘敌之隙,夜间穿过封锁线,跳到泰莱根据地,又从沂水北部到蒙阴北部,再到泰南及新泰。这时期都是黄昏转移,半夜宿营,派出警戒,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同时加强侦察,多方侦探敌情,防止遭敌合围。一般在一个地方住一天就走,分散行动,短小精干,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到活动规律和驻地。经过20多天的周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十室九空,断垣残壁,到处都有被敌人杀害的群众尸体。敌人的滔天暴行,激起了师生的无比愤怒与仇恨。
  在“合围”与反合围的斗争中,学校二、三大队始终在中、西蒙山坚持内线斗争。二大队活动在中蒙山的洋山、玉皇顶、望海楼一带,依靠群众,机动游击,同敌伪的清剿、蚕食作斗争。此间,敌人曾合击该地区,二大队领导认真研究敌情,机智行动,使敌人扑了空。三大队在西蒙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先后在猪尾巴沟和紫荆关、东峪与敌交锋。12月,曾主动出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是月末,拔掉了敌人按在西蒙山南北通道上的前程子据点。
  3.大青山突围
  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径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东南部彩云山一带。学校决定二大队由中蒙山移驻东蒙山,三大队、五大队原地休整待命。
  11月39日拂晓,情况发生突然变化,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形成大规模合围大青山地区的态势。学校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这时,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单位的1000多人向大青山迎面而来,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闫捷三等领导研究决定;学校必须迅即组织力量,扼守要点,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审慎分析了敌情,西南方向敌军战斗力弱,易于对付,决定向西蒙山突围。
  校长周纯全担负起统一指挥的重任。这位久经沙场、有处置危急情况经历的战将,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立即命令第五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得力中队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第三中队,分别抢占梧桐沟北和大顶山北山口高地,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周纯全命令闫捷三负责组织突围。在此成败关键时刻,闫捷三勇敢地承担起杀出重围的重担。他身先士卒率领学校警卫连和山纵特务连,向西蒙山方向冲去。勇士们边冲边向敌人射击,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掩护着突围人员迅速通过。
  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些同志不幸中弹倒下,队伍中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以及搀扶伤员向前疾进的场面。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急促猛烈的排枪、手榴弹声,从两侧高地响起。这是第五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的战友,向敌人实施的主动冲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围。与此同时,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在闫捷三的指挥下,回身向两侧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终于使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大青山突围是成功的,但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五大队第二、三中队的两个区队几乎全部阵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第二中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副队长汤世惠等16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警卫分队和机关突围人员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在突围后的当晚,校长周纯全派出军事教员郝云虹等,找山东分局领导汇报情况。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村庄,郝云虹向山东分局朱瑞、黎玉等领导汇报了大青山突围战斗的经过。几位领导边听边看铺在炕桌上的军用地图,并不时提出询问。听完汇报,黎玉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一仗发生得太突然了,伤亡也太大了。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处都缺干部,一分校牺牲了那么多连排干部学员,实在令人痛心。你们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冲杀出来的,这就是胜利。没有拼死的搏斗,要从敌人围歼圈里冲杀出来是不可能的。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抗战史上一次空前壮烈的战斗!抗大一分校立下了有独特意义的战功。”朱瑞接着说:“正是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才换来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学校全体人员的转危为安,胜利脱险。我们认为一分校领导遇变不惊,勇挑重担,决心正确,指挥果断,以局部牺牲换取了全局胜利,为山东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学习。”朱瑞与几位领导短暂交换意见后说:“我们虽然很快要发起战役反攻,但沂蒙山区还可能出现反复争夺,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应尽快转移到滨海区根据地,以抓紧干部的培训工作。”之后,学校便向滨海区转移。
  校卫生所的200余名伤病员,在敌人的两次合围中,安全无恙,被人们称为奇迹。卫生所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指挥得当外,是和亲密无间的群众关系分不开的。鱼水般的群众关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显示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威力。
精简整编与南墙峪突围
  1.第一次精简整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1942年年初,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学校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学校的第一次精简,组织机构变动不大,对原来的三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四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一大队政委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这次精兵简政还根据中央军委2月发出的《关于交流干部的建议》精神,调出数百名干部,分配到山东分局、各部队和战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这一措施,加强了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作和锻炼干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分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是在1942年的8月份。8月初,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将训练部原属的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只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学校的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政委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部长袁也烈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教导二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1943年,学校大队机构缩编为营。这次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由上级统一分配工作,和部队干部进行了交流。
  2.继续精简整编
  经过两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学校的机构已经比较精干了,干部陆续调出,人员大为减少。到1943年1月,为了发展壮大文化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为使学校机构人员更为精干,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一分校文工团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组成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从此,曾为一分校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工团,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1943年3月8日,一一五师电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敌后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拟将抗大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16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第三支校改为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
  1943年7至8月间,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率工作组全面检查学校工作。萧华主任在总结中肯定了一分校在敌后办校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后,组织机构和人员,又作了调整。校(团)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校长(团长)、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仍分别由周纯全、张雄、袁仲贤担任。教育长闫捷三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教育长由孙继先(原山纵二旅旅长)接任。第一、二、三营和上干队的编制未动,各营领导成员也基本未变,只有第三营营长姚世峰调上干队任队长,其营长职务由陈士法接任。1943年7月,校长周纯全奉命调山东滨海行署工作,9月,山东军区任命袁仲贤接替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梁必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为副团长兼教育长。张雄调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
  1944年6月,一分校奉命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又有较大变动。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职务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其教育长职务由李梓斌接任,关静寰为副教育长。三个处的机构未动。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干队、城市青年队(为山东分局城工部代训)外,还编有四个队:第一、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文化队的学员,大部分是领导机关的公务员、勤务员,以及领导的警卫人员。这些同志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这次专门开办了文化队。
  3.开展生产与助民劳动
  学校在晋东南时期和到山东后的前两年,在开展生产和助民劳动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前者由于时间短,后者由于流动频繁,开展得都不很充分。1942年到达滨海区后,环境相对稳定一些,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即对农副业生产作出规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菜金、杂费自给。
  学校的生产股和各基层单位的生产组,具体组织落实生产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除要求各伙食单位种菜、养猪以外,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海边运盐,办豆腐房、粮食加工厂、被服厂、服务社等。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水平,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培养和增强了劳动观念,使大家对毛主席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亲身感受。毛主席为解决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一分校从上到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农副业等各项生产活动,生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同时,一分校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建设。学校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和实行军民一致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大家认识部队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部队的建设与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1942年,学校驻莒县十字路一带。这里是老驻地,军民具有深厚的情谊。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学校召开军民座谈会肯定成绩,检讨工作。还以文工团为骨干,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歌舞队、京剧组等,春节一清早,各单位领导带队,到各村给军烈属和广大群众拜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晚间,各单位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热烈的“双拥”和军民共庆新春佳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过后,学校又大力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全校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天一亮就上地,摸黑才收工。尤其对军烈属,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包下来了。帮助驻地群众的日常劳动,如担水、扫地、修场院、清扫猪圈等,都有计划地安排专人负责,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有时学校转移了驻地,还在庄稼成熟时,派人回去帮助收割、打场。群众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把群众的事,时时挂在心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出公差,抬担架,支援军队多打胜仗。”
  1942年5月,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作出关于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改善雇工待遇的决定,并指示抗大一分校抽调力量,组成精干的工作组,参加“双减”工作。学校受领任务后,以校文工团和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临沭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当地县区干部开展“双减”工作。
  4.反“扫荡”中的南墙峪突围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扬言“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显然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上级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当时学校上干队、被服厂等300多人,在副校长袁仲贤带领下,为避开敌人锋芒,由滨海区转移到鲁中沂水县境内活动。没料到敌人扬言“扫荡”滨海是假,“扫荡”鲁中是真,使机关部队一时陷入被动地位。
  10月26日,敌人集中万余兵力,从四面合击鲁中南墙峪地区。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机关,及时跳出了合击圈,而军区后勤部、鲁中第二军分区、常恩多部一一一师一部分,以及一分校部分人员却被合围在南墙峪周围狭隘的山沟里。随队行动的还有将要临产的几位女同志。
  10月27日拂晓,敌人步步压缩合围圈,机关、部队退至沂蒙山高峰南墙峪山下。这时形势十分严峻,只有两个主峰在我军手中,主峰北面有常恩多部的一一一师特务营与敌激战,周围其余山头全部被敌人占领。空中有数架敌机轮番低空扫射轰炸,山头机枪火力交叉封锁射击。这时,上干队副队长徐奕贵、政治教员丁文(魏树谟),不幸中弹牺牲。在两个主峰之间的深沟内,人员、马匹拥挤在一起,处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领导积极稳定人员情绪,组织力量实施突围。
  上干队的学员毕竟是经过战斗锻炼的,在危急关头显得镇定。他们有的掩埋文件,有的清理行装,准备同敌人拼死一战。
  夜幕降临,敌人在山顶、沟口点起了篝火,并派出哨兵游动巡逻。狂妄的敌人以为“拉网合围”就要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发起总攻,搜山捉“俘虏”了。
  副校长袁仲贤召集队干部和军事教员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他指出:“咱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再没有别的选择。从何处突围呢?从山口出去,有敌兵扼守,突围不会成功。有两位老农提供,南山半腰有条小道,老乡砍柴放羊走过,从那里突围,危险性固然存在,但不易被敌察觉,成功的可能性大。”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突围方案。
  决心已定,大家分头迅速进行突围准备。具体组织工作由代理副队长韩斧负责。他是上干队军事教员,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他向大家介绍了敌情和突围的具体要求,然后把近40名带步枪的学员编成班排,担任突围的战斗掩护任务。代理支部书记司东初把伤员和孕妇组织起来,明确互助办法。夜幕降临,听到周围山凹里的枪声渐渐远去,判断是各单位已开始突围了。
  晚10点左右,开始降雾,整个山区迷迷茫茫,恰似施放的烟幕。此时,韩斧向袁仲贤请示是否立即行动?袁仲贤果断地下达了突围命令。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带领侦察员和向导,从大家面前走过,他那坚毅的步伐和从容镇定的神态,增强了人们胜利突围的信心。紧随袁仲贤之后的,是韩斧带领的临时组成的掩护排,再后就是突围人员。人们紧张、快速、寂静地沿着羊肠小道向南插去。
  队伍行进在两峰之间的凹部,这里敌人没有布置任何警戒。韩斧立即将掩护排布设在两边,其他同志紧跟向导快速前进。等大家过完后,掩护排立即撤离。终于未费一枪一弹,从敌人的间隙钻出来了。
  突出合围圈后到哪里去,又是一个紧系安危的关键问题。由于夜雾,在图上难以辨出立足点及方位,根据向导提供的周围村庄的地形判断,再往南走便是通向沂水的公路。这时,黎明将至,如再继续前进,很容易暴露目标,那将前功尽弃。袁仲贤和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按照出其不意的原则,大胆选择了距公路约3里的一片马尾松山林,布设警戒,隐蔽休息。
  中午,敌人合围部队开始撤离,一队队敌人在眼前的公路上通过,络绎不绝地撤回沂水县城。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合围的对象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领导正确果断的指挥,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充当向导,同志们安危与共,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是这次成功突围的主要经验。
整风与教育训练
  1.开展整风运动
  为在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2月的三年时间里,一分校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直把整风运动放在重要工作日程。这期间,学校领导对整风运动抓得很紧,并针对在职干部和学员的不同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在职干部中,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强调学好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整顿作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步进行对照检查,即在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在这两个环节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学习文件安排的时间不够充裕,对文化低、理解阅读能力弱的同志,没有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照检查中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的效果。对这些偏差,一经发现,都作了较为及时的纠正。例如,把文化低、理解能力弱的在职干部编到学员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同学员一起听整风文件的讲课;对乱戴帽子等现象,主要是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联系个人思想检查得入情入理的同志作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启发,从而使整风检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普遍反映检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心情比较舒畅。第三步是审干。由于前两步在进行中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审干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对教育训练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学员的整风教育,利用政治教育时间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没有放松。营、团上干队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减少了军事技术教育时间,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问题几项规定》精神,学校召开了民主检查报告会。会上,政委梁必业传达了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在军区直属队民主检查总结会上的讲话。罗荣桓的讲话,对山东党政军开展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及今后的工作任务。接着,梁必业作了本校的民主检查总结,他说,三年来的整风学习,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的最实际的教育,使全校师生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改进领导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他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2.第二次党代会与第六期开学
  1942年4月初,第五期最后一批——第三大队的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学校政委李培南在向毕业学员讲话时,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精神,强调指出要切实掌握调查研究武器,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所学知识搞好整风学习。
  1942年6月1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上届党代会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与会代表审查通过了李培南的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和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书记为李培南。
  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罗荣桓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学校认真学习罗荣桓的讲话,根据教学力量,决定在办好校内训练的同时,抽出力量走出校门开办各类训练班,以加快干部的培养。
  第六期教学时间最长,经过一年半的军政训练和整风学习,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萧华为该期毕业学员题词:“打通思想,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高技能,准备反攻。”
  3.走出校门,到部队办训练班
  1942年以后,伪顽力量逐渐有所削弱,与日军直接交战增多,鉴于我军兵器、火力较弱,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要求进一步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以便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夺取胜利。据此,学校不仅在学员中开展了刺杀训练,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多期刺杀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刺杀教员。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千方百计制作了几十套刺杀训练护具。有了护具,学员苦练近似实战的对刺,提高了刺杀训练的战斗性。刺杀教员郑绍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茂德是原东北军军官,受过刺杀专业训练,还有一位是参加过反战同盟的日军军官。他们技艺精湛,要求严格,教学得法,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1943年以后,学校还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开办刺杀训练班。刺杀训练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近战的士气和白刃格斗的能力,在战斗中,特别是对日军作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除抓刺杀外,还加强了爆破、近迫作业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近战能力。
  此时,我军从敌伪顽手中缴获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逐渐增多。但由于部队指战员对这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不够熟悉,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这些武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器,调到学校训练有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强兵器性能和射击技能的训练外,还多次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训练重点是故障排除和射击技能。当时我军弹药不足,不掌握一般故障排除和“点射”技术,不仅浪费子弹,而且很难发挥武器的战斗性能。经过培训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但节约了子弹,而且提高了射击命中率,特别受到部队的欢迎。徐行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于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对提高部队射击技术起到了一定作用。罗荣桓接见了徐行、赵志坚,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一分校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作贡献的鼓励和表彰。
  4.开展军事体育比赛,掀起练兵热潮
  1943年7月7日,全校举行军事体育比赛大会。项目有单杠、木马、越障碍和刺杀,各项都评出前三名。炮兵连当时获单杠、木马连队比赛第一名。这些比赛项目使用的器材,都是教员和学员用木头、土坯、石头、泥土、旧棉花等代用品制作的。条件虽差,练兵热情却很高,技术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学校的炮兵连是以红一方面军炮兵连为基础组建的连队,是技术性较强的基层单位。军区和校(团)领导都很重视炮兵技术,经常给连队以具体指导。学校政委张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鼓励干部战士学好炮兵技术,准备大反攻。营、连干部,团结一致,组织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政治指导员赵培桐,把“九二”步兵炮的零件,绘成立体图形。既方便学习,又保护了武器,受到大家的欢迎。红军名炮手、连长李玉章和战士们称赞说:“这是一个创造。”炮兵战士的体力最为重要,尤其在山地作战,骡马行动不便的时候,要靠人力把炮抬上去。装炮弹也要靠臂力。为此,炮兵连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在石沟崖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后来许多人担任了我军炮兵的重要职务,为发展、壮大人民炮兵作出了一定贡献。
  5.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1943年冬至翌年春,学校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等论述,政委梁必业就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去实践。他组织大家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
  为了改进政治工作,学校很注意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2月,政委梁必业率学员一、二队副政指廖习仗和赵广恩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听取了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政委黎玉的《会议总结报告》和主任萧华的《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仅向全校干部进行了传达,还结合学校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把部队经验贯穿到教学中去。2月5日,又派政指赵培桐等人参加了滨海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主任刘兴元主持,政委唐亮作报告。吴岱在会上作了政工经验介绍。
  为倡导尊老敬贤风尚,1944年春节期间,学校给50岁以上的老同志祝寿。这些同志多数是长期分散搞生产或做炊事工作的老红军。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政委梁必业热情致词,颂扬老同志的业绩,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渡渤海,挺进鸭绿江
  1.第七期开学和开办城市青年队
  1944年6月15日,第七期开学,学员共654名。该期经过一年多的军政训练,于1945年5月上旬在鲁中帅巨浦汀一带毕业离校。第七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受领了开办城市青年队的任务。
  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战争形势的发展,把搞好和加强城市工作的任务提到了重要日程。这年8月,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一期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对象的审查、选调和毕业分配,一分校负责教育训练工作。
  这期城市青年队的学员,是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学生最多。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高中,少数为大学;年龄18岁左右的占绝大多数,男生多于女生。学员在学习期间都改名换姓,不准谈真实姓名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彼此只谈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是当时工作环境的要求。城工部事先向学员进行了教育,学员对此既无怨言,也不感到意外。
  青年队的学员,由敌人统治下的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充满革命生气。他们热情高,学习认真,文化生活开展得活跃。主要课程是学习党的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期间,教员和队干部的热情关心,耐心教育,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与抗大一分校的其他教育融为一体,取得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效果,给这些城市青年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青年队毕业后,由分局城工部接回分配工作。
  2.第八期开学和北渡渤海归建总校
  1944年7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在8月份召开全区英模代表大会。学校根据通知精神,民主推选宋锡纯、杜乎斋、赵立苍、郭绍仪为教育英雄,余兴华、张尊吾为文化学习模范,郭树科、徐国栋为工作模范,司东初为一等工作模范。8月13日,山东军区英模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宋锡纯、赵立苍、郭绍仪、郭树科和徐国栋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受到军区首长的亲切接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鼓舞下,山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不失时机地奋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一分校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根据党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4月2日,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期开学典礼,学员名额扩大了一倍,达到1200多名。这是一分校七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开学典礼。大家心情兴奋,典礼热烈隆重。曾国华、梁必业在会上讲话,要求学员为迎接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开学典礼后立即对学员进行编队。
  9月3日,传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欢喜若狂。全校在费县召开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学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其余干部、学员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代主任徐洪才率领于近期开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
  政委梁必业、团长曾国华分别于9、10月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机帆船和木船,在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湾。8日,全校人员安全抵达庄河。14日到安东(今丹东)。在这里全校人员听取了东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作的《关于东北及东满形势报告》,使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基本的了解。同志们兴奋地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打到鸭绿江边,实现了驱除日寇于国土之东的愿望。”接着由安东出发,途经沈阳、抚顺,最后抵达吉林通化。此间,部分人员调至军、兵种部队工作,部分人员参加了地方政权建设。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一分校立即归属总校建制,并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不久,学校转移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由山东带来的第八期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工作。至此,一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摘自《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编委会编写的“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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