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 | 1945年以来台湾学界关于台湾民众抗日史研究综述

2024-02-10 0 924

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后,台湾民众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活动不绝如缕,这既表现出台湾民众强烈的自主意识,也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残忍本质。台湾民众抗日史不仅是台湾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组成部分,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其重要性不可忽视。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长达50年之久,台湾地区保存的台湾民众抗日活动史料相当丰富,探讨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经粗略统计,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相关的学术专著和会议论文集有700多本,发表在期刊的研究论文有500多篇,刊登在重要报刊的相关文章更是不可胜数。本文拟从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台湾民众的非武装抗日斗争、台湾抗日人物、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社会4个方面,梳理1945年以来台湾学界关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研究情况,希冀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呈现台湾民众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对日抗战密不可分的联系。因笔者学识有限,力有未逮,本文主要考察研究性专著,期刊论文及尚未正式发表的学位论文暂不列入讨论范围,难免有遗珠之憾,尚祈见谅。

 

 

 

一、 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台湾社会长期被压抑的国家认同与民族精神得以恢复。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整理日本殖民时期的档案史料,试图找回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修复被日本殖民的伤痕。最早关注台湾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的是黄玉斋和陈汉光。他们主要研究1894—1895年“台湾民主国”开展抗日活动的历史,高度评价乙未战争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并介绍了林朝栋、吴汤兴、黎景松、林大北、刘德杓、陈发、詹阿瑞、余清发等抗日志士的抗日事迹。为揭露日本殖民的非法性与残暴性,台湾当局自20世纪50年代起组织学者编纂或翻译台湾总督府及其下辖机构所藏史料,并于1954年编撰成1000余万字的《台湾省通志稿》,其中第9卷《革命志·抗日篇》阐述了1895年台湾民众武装抗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民主党的反日活动,指出台湾民众心向祖国、强烈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坚决态度,强调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和民族主义与中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内在理路。王育德认为,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就是殖民地解放运动,台湾民众抗日形式可分为武力抵抗与政治斗争两种形式。他对日本在各地的殖民统治情况进行比较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压迫更甚于朝鲜半岛,因而在道德上应被无条件批判、谴责。许世楷认为,台湾地方精英领导的抗日斗争失败后,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并通过政治运动追求台湾人的主体性,形成了“台湾人意识”。王国璠利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典藏史料及《台湾省通志》等资料,整理自1871年牡丹社事件至1945年台湾受降典礼期间的台湾民众抗日事迹,凸显抗日志士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操。林国章从近代台湾历史演进的视角,全方位诠释台湾民族主义,并注意到台湾民众抗日斗争与大陆抗日战争的互动联系,指出“台湾意识”是在台湾民众抗日斗争中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填补了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史的空白。可以说,台湾民众抗日斗争不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延长。

 

 

 

台湾学界对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1914年以前日本随意虐杀台湾抗日志士,1914年以后日本对台湾民众采取怀柔同化政策,试图缓和台湾民众的反日情绪。这种分期虽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殖民本质,但对台湾民众各阶段抗日运动的性质和过程的叙述不甚明晰,容易让人误会台湾民众抗日斗争是被动的,只是随着日本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第二种,以1915年西来庵事件为界,将1895年至1915年归为武装抗日阶段,1915年至1945年归为政治抗日阶段。这种分期方式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各事件的递嬗,虽不至于偏废,但仅注重形式,未能凸显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民族主义本质。第三种,1895年至1902年,日本尚未完全确立殖民统治,台湾民众采取武装抗日活动;1903年至1912年,日本在武力镇压台湾抗日团体的同时,采取相对缓和的招降政策,用以麻痹台湾民众;1913年至1937年,日本已确立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开展柔性抗日的政治运动。

 

 

 

在台湾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的相关研究中,对乙未战争的讨论最多,主要论述台湾民众武装抗日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及结果,强调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操,在档案史料的编纂、历史事件的梳理、抗日志士的人物研究方面都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王洛林、蔡伯埙等人翻译的日文著作,详述自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台湾民主国”成立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事件”)前后的台湾民众武装抗日事件。许佩贤翻译的日文著作还原了日军侵占台湾的过程及其统治策略,值得研究者参考。喜安幸夫的著作述及日军的残忍与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悲壮,并指出,“儿玉·后藤体制”快速压制台湾岛内的反抗势力,铲除台湾当地产业,使日资独占台湾经济,而台湾抗日起义一再失败使台湾民众改变抵抗方式,逐渐从武装抗日转向合法的民主政治运动。施家顺指出,台湾民众抵抗日军的乙未之役,是戊戌变法与国民革命运动中民族意识的来源。黄秀政分析北部汉人抗日、中部客家族群抗日、南部汉人与少数民族联手抗日及东部少数民族抗日之性质差异。曾旺莱采取乡土史学的方法,厘清台南县抗日史事及“袭杀七王”的传闻,并填补萧垅之役的研究空白,阐述当时台湾民众抵抗日军的艰辛与遭到日军屠杀的悲惨遭遇。其他如《巨变一八九五:台湾乙未之役120周年特展》《1895乙未桃园客家保卫战》《见证乙未之役》等书以图册、绘本、大众读物的形式推广,让更多人了解1895年台湾社会的实态。

 

 

 

除乙未战争外,台湾民众武装抗日斗争还有1912年罗福星与同盟会同志组织的抗日运动、1915年西来庵事件、1930年雾社事件及台湾义勇队在大陆的抗日活动等。关于罗福星抗日,覃怡辉和蒋子骏都指出,台湾抗日与大陆的国民革命存在内在联系,同盟会在台湾组织的反日革命运动虽未成功,但从中可见辛亥革命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也反映出台湾民众响应大陆革命运动的积极性,证明大陆与台湾在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李乔、洪明灿、涂顺从及王诗琅指出,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规模最大、牺牲最惨、影响最深的抗日事件,也是台湾酝酿20年反日情绪与抗日意志的总爆发。他们还利用余清芳档案、相关老照片及对当地耆老的口述采访,还原余清芳等人率领台湾民众抗日,试图联合大陆革命力量,里应外合,一举摧毁日本殖民统治的史实,并指出以余清芳为首的西来庵信徒与台湾地下武装、大陆革命力量三方,组成反日势力的大结合。康豹认为,西来庵事件中台湾民众的激烈反抗,一度对日本造成极大威胁,迫使日本调整殖民政策,改用怀柔方式统治台湾,台湾民众也改用非武装方式抗日争取权益。戴文锋不仅利用《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和余清芳档案,还采用田野调查资料、户籍资料、家族内部资料、口述史资料,考述了西来庵事件发生背景,复核了受难者人数。

 

 

 

关于雾社事件,李永炽在还原事件原貌基础上指出,赛德克族反抗日本压迫的原因是不满其“理番政策”的经济剥削与差别待遇,揭示了日本军事镇压的残酷性。据雾社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阿威赫拔哈的雾社事件证言》揭露,日本殖民当局急于复仇,竟无视国际公约,空投燃烧弹、催泪弹、毒气弹,屠杀赛德克族老弱妇孺,并强制迁移赛德克六社,还鼓动其他部族偷袭川中岛的赛德克族人,借以掠夺雾社地方的高山族土地及其资源。藤井志津枝梳理台湾总督府不同时期的“理番政策”,指出日本的殖民政策是先绥抚、再缓和、后围堵,打着“殖产兴业”的幌子,伺机攫取高山族的土地财产及樟脑制造等利益,破坏高山族原有的部落社会与习俗文化。藤井还比较了台湾民众对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刻意区隔台湾各族群,防止汉族与高山族合作抗日,使台湾抗日运动被逐一镇压。邓相扬、施正锋等认为,雾社事件不只是高山族的战争伤痕,也是全体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应借此反思台湾各族群间的内斗与和平问题,不再重演族群冲突造成的悲剧。楼子芳和王政文对台湾义勇队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及其主张进行了研究,并从海峡两岸的抗日斗争脉络去诠释台湾义勇队与国民政府的双向联系,指出以台湾义勇队为主的台湾抗日团体,不仅是国民政府了解台湾情势的主要渠道,也是战后台湾接收与政局安排的重要干部来源,发扬了台湾民众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之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林德政指出,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痛苦挣扎,却积极参与祖国大陆各项革命运动,但在特殊时空背景下,台湾民众的革命功劳与抗日斗争却不被国民政府认同。此外,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志士中也有人加入国民革命军,却没有受到足够关注,面世成果仅有林金田等人对70位抗战老兵进行口述访谈编撰而成的《伤痕血泪——战后原台籍国军口述历史》和《征途:被遗忘的台籍国军军团》。

 

 

 

二、 台湾民众的非武装抗日斗争

 

 

 

随着民族自决与自由思潮的萌芽,20世纪20年代,台湾社会兴起争取政治权利、社会改革、文化启蒙的运动,并借机反抗台湾总督府的暴政。台湾民众的这种非武装抗日斗争分为明、暗两股潮流,互相激荡。在明处的非武装抗日斗争,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为中心;在暗处的非武装抗日斗争,由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台湾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及台湾共产党为主导。然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不认可左翼知识分子的抗日功绩,反而利用“戒严令”严格控制台湾社会,许多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使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期。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对台湾社会的管控有所放松,台湾总督府藏档案才得以大量出版,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课题也得以开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开放了昭和时期的内阁、大藏省等部门的公文书,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内阁文库藏书,以及在台湾担任重要职务者的相关文书。台湾学者利用这批日文档案,对台湾民众非武装抗日斗争及其影响开展进一步研究,梳理台湾民众在近代思想冲击下产生民族主义自觉,进而发展为政治社会运动,以及台湾总督府如何打压这些运动的过程。连温卿的《台湾政治运动史》是第一部由台湾左派知识分子撰写的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也是连温卿亲身参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的纪实,补充了1937年至1945年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研究的空白,也是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各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杨碧川着重考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文化启蒙运动、台湾农民运动、台湾民众党活动等非武装抗日斗争,分析台湾人如何从争取平等与民主自治转换为寻求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为左、右翼运动的势力消长梳理出清晰可辨的脉络。他认为,台湾民众的非武装抗日斗争,很大程度上受到祖国大陆各种革命运动的影响。他的看法,打破了国民党右派史观的垄断局面。王晓波整理台湾志士反抗日军侵略的英雄故事,书写了陈逢源、蔡培火、赖和、吴新荣、杨逵、李友邦等参与非武装抗日的台湾精英的事迹。他指出,近代台湾历史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殖民主义斗争的精神。

 

 

 

黄秀政认为,《台湾民报》是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唯一的言论出口,批判、揭露日本殖民台湾的警察政治、对台湾的经济剥削及差别教育、台湾总督府的施政等问题,与台湾民众发起的各种非武装抗日斗争相结合,完成了阶段性的奋斗目标。黄煌雄指出,日据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激发了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凝聚了台湾人的向心力,共同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与民族压迫,并基于血缘、文化关系,对中华民族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尤其是通过尊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联结了两岸革命运动的内在脉络。周婉窈认为,台湾民众的非武装抗日斗争是启蒙思想与争取权益的政治运动,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她还对1921年至1934年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性质及围绕该运动路线产生的争执进行了分析,指出该运动寻求在政治上采取合法途径,试图在殖民体制内改善台湾人的生活水平,也在精神上定位台湾的主体性,主张用“台湾议会”取代日本的总督专制统治。

 

 

 

蓝博洲关注受日本殖民教育却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台湾学生,介绍其代表人物蒋渭水、杜聪明、翁俊明等医学校学生暗杀袁世凯与日本皇室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未获成功,却揭开了日据时代台湾学生运动的序幕,台湾青年学生在海峡两岸多次发起学潮斗争与社会运动,也是中国大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黄颂显探讨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对台湾精英的影响,并评述了台湾文化协会对20世纪20年代台湾社会思想及相关社会运动做出的贡献。林惠琇研究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认为该运动主张修改日本殖民台湾的法律依据“六三法”,争取台湾人不再受日本的身份歧视与差别待遇,是台湾民众积极改变自身命运的例证,也是台湾民众非武装抗日斗争的一环。陈俐甫分析台湾政治运动的形成、维持、分化、瓦解过程,指出日本殖民体制成功压制台湾民众发起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台湾民众处于高度顺从的社会环境,政治抗争意识逐渐消失,岛内抗日斗争越来越少,或转移到祖国大陆活动。

 

 

 

20世纪20年代,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受左翼思想影响,加入台湾共产党,要求民族独立,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暴政,对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产生重要影响。国民党迁台后,当局不愿多提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活动,甚至将这段历史视为禁忌,刻意隐瞒或贬低台湾共产党的功绩。黄师樵《台湾共产党秘史》最早出版于1933年,是台湾人撰写的第一本研究台湾共产党的著作。黄师樵作为台湾民众党的领导,参与许多社会运动,与台湾共产党从事的工农运动多有重合。他客观、真实地还原了台湾共产党的活动情形、被检举经过及其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卢修一深入研究台湾共产党及其与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如何在日本殖民者打压下,提出“台湾革命”的主张,提振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用以对抗日本殖民体制。何池阐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台湾命运与台湾同胞的苦难,将台湾抗日斗争纳入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总体战略之中。农工大众作为台湾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自然不容忽略,尤其是“台湾农民组合”一直站在底层农民的立场,坚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遭到台湾总督府残酷镇压。丁文郁、胡忠一从农会组织切入,分析台湾农民及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的变化,并通过台湾省农会、县农会、各地产业组合,考察台湾农会与日本殖民政权的互动关系。此外,陈芳明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政治运动,通过探讨赖和、杨逵、王诗琅等人的新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反映台湾底层人民的声音。陈芳明还关注台湾左翼文学对殖民地经历的反思,进一步探讨台湾本土文化在日据时期如何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大陆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系。

 

 

 

三、 台湾抗日人物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了不少与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相关的重要资料,如《台湾省通志稿》《台湾抗日忠烈录》《瀛海偕亡记》《台湾先贤先烈专辑》《台湾一百位名人传》《让台记》等,记录了台湾抗日人物的民族思想和抗日活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遴选两岸学者相关文章,编成《不能遗忘的名单:台湾抗日英雄榜》。其中武装抗日人物以台湾士绅为主,代表性人物有丘逢甲、吴汤兴、李应辰、简大狮、林少猫、柯铁虎、罗福星、余清芳、莫那·鲁道等。非武装抗日人物主要以台湾留日学生为发起者,其阶级多元,遍及台湾本地地主、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劳动者、农民,并通过民权运动、自治运动、农民运动等,为抗日斗争吸收新鲜血液,代表性人物有林献堂、蒋渭水、谢南光、翁泽生、李伟光、简吉、庄守、连横、赖和、杨逵、李友邦、宋裴如、李万居、翁俊明、谢雪红、林木顺、林秋梧等。

 

 

 

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作品甚多,限于篇幅,不再枚举,仅略述这些人物对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重要性。例如,林献堂作为雾峰林家的家族领袖,积极推动日据时期的民族运动,颇受台湾民众的敬重。通过对家族史料、个人日记及传记资料的挖掘,不但能了解林献堂从事抗日运动时的内心活动与现实困境,也能理解日据时期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状况,为深化台湾民众抗日史研究提供珍贵例证。又如,李友邦在浙江、福建等地创建台湾义勇队及少年队,组织武装抗日活动,打击各地汉奸,并作为两岸交流的桥梁,将民族主义思想传回台湾,激发更多台湾青年加入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光复台湾。这些抗日志士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组织若干团体,推动文化运动、工农运动,希望用“文化传承”的方式,激发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带领台湾民众摸索未来的新道路。对此,吴文星分析,日本在台湾社会培养了新的领导阶层,试图麻痹台湾民众的抗日意识,这些领导阶层中的成员在日常生活或文化思想上虽然相当“日本化”,但心中始终存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人,仍视中国大陆为祖国,两岸看似分离却情感相连。伊藤干彦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受到民族自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思潮的影响。他探究台湾抗日志士政治思想的异同,认为抗日思想是这些人士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战后台湾政治思想的发展。林德政通过梳理宋裴如、李应章、萧道应、林宪等人的教育背景,指出他们都受过日本殖民者的公学校教育,但他们的反日、抗日意识却无比坚定,甚至前往大陆组织抗日活动,争取台湾光复。

 

 

 

四、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社会

 

 

 

日本学界关于日本殖民政策、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抗日斗争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对台湾学界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具有一定影响,故有必要在此做一背景性介绍,以明其学术脉络。如伊能嘉矩实地勘察台湾各地番社的生活习惯,梳理各时期的“理番政策”,为日本管理高山族与攫取资源提供资料支持。他还注意到雾社事件的影响,建议台湾总督府调整“理番政策”。矢内原忠雄以糖业为研究重心,呈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脉络,主张日本必须强行“同化”台湾民众,否则台湾抗日斗争将永不停歇。此外,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Myers)引入经济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探讨近代台湾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日本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台湾学者开始深入分析台湾总督府的殖民政策,关注殖民体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升到理论层次,思考台湾社会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发生的变化。

 

 

 

台湾学界一面探讨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一面彰显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精神,引发台湾社会重新思考日本殖民台湾的“功过是非”。例如,黄昭堂从正反两面说明日本如何运作台湾总督府这部统治机器,评述日本统治台湾的“功过”与影响,指出日本致力建设台湾是为了在台湾掠夺更多资源。尹章义着重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台湾民众的残暴性、掠夺性及虚伪性,并指出,部分台湾民众认为,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先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使台湾抗日斗争融入祖国大陆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殖民经济的议题上,涂照彦修正矢内原忠雄的理论,探讨日本资本与台湾主佃制的竞合关系。他指出,台湾地主在日本对米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不再与日本资本合作,转而与日本资本争夺利益,形成“米糖相克”的对抗关系。柯志明从米糖关系分析殖民发展过程,试图建构一套理论模型去解释日据台湾的殖民发展模式。

 

 

 

随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观察视角也日益多元,学者开始利用“后殖民理论”解释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各方面变化,观察殖民政策引发的连环影响。其中包括有关殖民压迫、殖民地反抗运动的民族主义研究,重新诠释殖民统治遗留问题的“殖民现代性”研究,以及关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殖民统治造成扭曲心灵的后殖民研究。由此,日据台湾史研究重心转向台湾社会、文化、教育、认同等问题,史家的注意力也由政治外交史的“公领域”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私领域”。例如,日据台湾社会以警察统治为核心,警察是日本殖民的权力象征之一,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管辖范围无所不包。戴宝村利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从庶民百姓的角度去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日常,揭示日本警察高度介入台湾民众生活,批判警察政治的弊端。他指出,因警察执法过严,警民关系紧张,所以台湾百姓普遍畏惧日本警察的权威。日本制订各种殖民政策,管控台湾民众的私生活,逐渐改变台湾社会习俗与本土文化。刘明修指出,日本采用后藤新平“渐禁论”,改变台湾民众吸食鸦片的恶习,并制定鸦片专卖制度,给予台湾士绅特殊利益,但其动机是借以收编地方势力、削弱抗日力量。程大学编译台湾总督府关于鸦片政策若干档案,指出台湾总督府提供鸦片烟膏给吸食者,使其家破人亡,还利用鸦片专卖制度,生产并贩售鸦片至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牟取暴利。

 

 

 

日本殖民台湾主要是以“同化”政策为统治方针,对近代台湾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层面的影响巨大。台湾学界多偏重分析日本殖民体制压制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与习俗文化,较少探讨“同化”政策的殖民性质、实施办法、文化影响,以及“文化统合”的动机。针对日本在台湾推动的“皇民化教育”,荆子馨等人批判台湾总督府对台湾人的差别待遇及揭露“同化”的虚伪性,并探讨个人记忆与国家认同问题,考察台湾民众被动卷入日本总体战与“皇民化运动”的过程。陈培丰提示,台湾民众为向日本争取平等待遇,不得不接受“同化”中的近代化,但这种选择不是向日本妥协,而是一种“以接受作为抵抗”的非武装抗日斗争,他们在接受“同化”的过程中,与日本统治者之间产生赋予、接受、希求、拒绝、自立、抑止的复杂互动,使日本被迫不断调整其“同化”政策,从而给予台湾人更多的政治、教育、参政等权利。

 

 

 

要拓展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能只偏重闽南族群,还有必要关注岛内的少数族群,如台湾土著与客家族群在台湾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族群对台湾抗日斗争的贡献。在家族史方面,以雾峰林家、板桥林家、基隆颜家、鹿港辜家、高雄陈家为主的台湾本土精英家族,对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雾峰林家,从土豪势力转型为士绅阶层,而士绅群体也成为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主要领导层。板桥林家表面上与日本合作,实际上是为争取自身权益、减少台湾民众的死伤,并通过贸易、民众教育、新闻舆论等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台湾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但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往来与文化纽带始终非常紧密,许多台湾人经常往返两岸之间,或拜访亲友,或参加工作,或升学读书,或从事抗日运动,这部分内容可参考台湾义勇队与台湾抗日人物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再赘述。日本殖民当局不仅采取各种手段残酷压迫台湾民众,还利用“青年团政策”,将台湾学生组织成青年团或学徒队,用来对抗台湾民众自发的抗日斗争。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殖民当局还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将许多台湾青年骗往东南亚战场,不少人惨死异国他乡。有学者关注这个特殊群体,整理出版了台籍日本兵和台籍战俘的档案史料和回忆录。总之,观察日本殖民台湾的政治管控、经济剥削、教育“同化”、文化移植等面相,不仅能深化台湾民众抗日史研究,且能衍生出新课题、新视角及新方法,从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中华民族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宏大主题,加深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感。

 

 

 

结 语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对台湾社会文化影响尤巨,迄今仍可见到日本文化在台湾社会遗存的痕迹。日本在台湾实施的所有措施皆以日本政治利害为考量,而台湾民众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凌,发起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对日抗战相互呼应、彼此支持,成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共同历史记忆。

 

 

 

1945年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台湾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得以重现天日,得到正确的历史评价,并深深刻印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然而,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实施威权体制,大搞“白色恐怖”,台湾学界对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研究未能全面开展,也未能在学理上彻底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民众的剥削与残酷统治。这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知产生偏差,无法彻底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犯下的暴行也没有得到全面清算,为“台独”势力后来“美化”日本侵略埋下伏笔。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后,随着台湾总督府秘藏档案、台湾耆老口述访谈等资料的面世,台湾学界关于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研究出现许多新变化,推出许多新成果。

 

 

 

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总体上看,台湾学界对台湾抗战人物生平事迹的研究较多,对台湾殖民当局的制度安排、方针政策对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影响,以及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台湾民众抗日活动的关系探讨较少,有必要转换视角,拓宽视野,由下自上全面理解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第二,随着台湾当局以台湾史的叙事作为政治导向,台湾学界对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研究不再重视与祖国大陆革命事业或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联系,部分学者甚至强调日本在台湾殖民政策的特殊性与现代性,片面夸大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成绩”,故意抬高日本殖民当局个别官员在台湾的“丰功伟业”,对日本帝国主义歌功颂德。这不仅有损历史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也割裂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之间的血肉关系,误导台湾民众以为日本殖民体制是“美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台湾学界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检讨日本殖民政策的多面性和欺骗性,深入探究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社会、文化、民族认同等因素及其与祖国大陆的互动联系,厘清真相,进而加强海峡两岸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联系及历史联结。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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