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掠夺中国巨额财富的黑幕

2024-02-11 0 798

二战时日本掠夺中国巨额财富的黑幕

侵华日军在中国江南地区

文章摘自《黄金武士》 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 佩吉·西格雷夫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日本强行占领我国东北,使中华大地充满着愤怒和恐惧。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吞并中国其他的领土,直到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1]一位满铁公司的研究员说:“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良好的愿望……没有传递给中国大众。”在上海,有人抬着裕仁天皇的画像*(注:原文如此,下同),画像的胸部心脏处刺着一把纸做的匕首。中国报纸报道了在朝鲜有人试图刺杀天皇,但子弹击中了另一辆车。[2]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街上*,唱着歌庆祝日本在满洲的胜利。激怒的中国人袭击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3]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4]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5]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如果说在恢复中日黑社会历史悠久联盟的背后要有一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土肥原将军,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情报官。他一生中遍迹亚洲。他策划了对满洲的占领和溥仪的绑架。他的个人小圈子里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厉害的流氓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在满洲,他同“两ki三suke”小帮派密切合作,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专家星野直树。星野领导鸦片专卖局,后来成为天皇内阁官房长官。他还同许多中国黑社会的头目称兄道弟,这些头目大都来自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个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还有2个繁荣的外国租借地,这是19世纪外国列强从清政府处得到的租界。面积较小的是法国租界,人口约为50万。说其是法国租界,其实有点夸张,因为租界里仅有2400名法国平民,300名法国宪兵。其余的居民则为140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包括白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宁愿接受法国总领事的绝对统治,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手下官员巧取豪夺式的专制*。法国租界也是青帮及其头领杜月笙的地盘,杜是中国最大的帮会头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帮助下,蒋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这座城市。当时暴徒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清洗了市内的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中国军阀政治多变,蒋介石只是一个新的领袖,青帮头领情愿居住在法租界里,受法国当局的保护,而法国当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对他贩毒、开设妓院和赌场等行为亦视而不见。

第3个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为主,美国人其次。公共租界里,外国居民不到4万人[6],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数上升很快,这些人中有商人、银行家、旅馆经营者、黑手党人及不断增多的特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成为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居民。[7]由于对公共租界管理层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有敌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个被称为“小东京”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出售毒品和枪支。

整体来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所有外国财产中,38%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运,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在管理,到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达到10亿美元,其中75%在上海。[8]但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921年时,英国与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英国屈于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同意终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亚洲强国的刺激”。[9]这一事件发生在战末《凡尔赛和约》谈判之后。在凡尔赛谈判中,日本人试图通过一个种族平等的协议,但遭西方拒绝。随之而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使日本人感到被双重抛弃和出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报复,准备对西方发动战争,让英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宫,在其私交圈中挑选了一些最狂热的、报复心强、诡计多端的军官、黑手党、金融家。在大财阀的支持下,在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以工业建设为掩护,建设军事项目,包括机场、港口以及对沿海进行勘测。在上海市中心的河港,日本公司购买了3个大码头,并让工人在连接这些码头的地下挖隧道通到江湾路上的日军司令部。[10]

并不是所有人都上日本人的当,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够瞒过青帮首领杜月笙,他什么好处都想占,任何秘密非法的活动都必须得到他的许可。[11]如果有商人不向他交纳保护费,就会被绑架,遭到枪击,或者房子挨炸、被烧。有一次,杜月笙绑架了蒋介石的新娘宋美龄,以提醒蒋究竟谁是老大。[12]

1932年,年仅44岁的杜老板已有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于他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直到内地的广大地区所控制的赌场、妓院、酒场、商店、海洛因买卖所得利润。杜月笙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白手起家的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名叫高桥的肮脏的贫民窟里,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在一家粮店当苦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杜月笙过黄浦江来到上海滩,在河边卖水果,接着改卖鸦片和海洛因。后来,他成为法租界毒品生意首领的差使。该头领绰号为“黄麻子”,是一名探长,也是青帮的创始人。当时有3个帮派―――红帮、青帮、蓝帮,相互竞争,控制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年轻的杜月笙使黄麻子认识到他们应该可以停止争斗,彼此合作。后来,红帮和蓝帮衰落,杜的青帮继而控制了上海和周围地区的全部“生意”。[13]

1932年,日本对上海发动第一次进攻时,杜月笙组织了数千名青帮打手与侵略者战斗。蒋介石赞扬他英勇的爱国精神,但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帮派利益而战。长江三角洲是杜的地盘,他不愿日本黑社会与日本军队和财阀勾结在一起,破坏他对赌博、卖淫和毒品业的控制。最终,青帮、国民党和日本制订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妥协方案,他们瓜分这些“行业”的利润,正像1932年前红帮、蓝帮和青帮所做的那样。

当时,上海职业化管理的赌博业规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每星期的收益超过100万元,杜月笙在福煦(Foch)大街3层楼的福生赌场为他的顾客提供配有驾驶员的豪华轿车接送。[14]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赛狗赌博生意也非常兴隆。[15]上海有10万多*,[16]妓院、夜总会和舞厅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妇女。最著名的歌舞厅是法伦(Farren)和德尔蒙特(DelMonte),在那里,顾客付钱与白俄女子跳舞。[17]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19]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22]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23]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24]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25]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26]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1936年底,东京已准备好在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先是在北京郊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攻占这个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一名关东军的连队长命令士兵向中国军营开火,以报复一个虚构的“对日本军队的侮辱”。[27]裕仁天皇开始不愿意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因为他更关注列阵于满洲和西伯利亚前沿的苏联军事力量对东北日本军队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向他保证:“与中国的战争可以在2~3个月内结束”。[28]

中国领导也错误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内弟、财政部长宋子文嘲弄地说:“3个月内……日本将处在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29]双方的估计都严重失误,卢沟桥事件升级为一场中日战争,它使近100万日本军队陷入其中8年,并使中国面临破产和革命。

几周内,华北的京津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与日本占领满洲后国际社会的默然接受不同,此次进攻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美国罗斯福总统威胁要进行贸易禁运,作为对付“日本侵略瘟疫的方法”。[30]

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因为这是其权力的惟一保证,蒋介石把华北让给了日本人,撤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使冲突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变化,上海和其他城市被暴露在日本的攻击范围内。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对在上海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以此让美国和英国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卷入冲突。4天后,国民党的3个精锐师进入上海市区。8万名中国士兵向虹口驻有5000人的日本军营发起进攻。[31]日本在整个上海共有9万名兵力,许多仍在位于黄浦江的军舰上,很快,中国军队增加到30多万人。但蒋介石的犹豫和错误决定浪费了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日本军队在战术、训练及装备上优于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8月14日,中国空军也投入了战斗,打算炸沉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Izumo),总共4架中国飞机都过早投弹,结果炸弹落到上海市区拥挤的街道上,后果惨重。[32]

使东京感到沮丧的是,在混乱中,所有中国银行、企业和金融家都把他们的财产装上卡车,很快运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那,他们受到西方国家战舰的保护。中国军队一直勇敢地战斗到11月初,这时,蒋介石令人费解地把他的军队和总部向西沿着长江后撤180英里到南京。在上海的一个月的战斗中,近25万中国人被打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上海的不屈不挠、躲进西方租界里的大亨的狡猾令日本人恼羞成怒,南京成为日本报复的对象。日本部队在追击蒋介石军队的路上,蹂躏了美丽的苏州,预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当日本军队开始包围南京时,蒋介石又一次决定抛弃他的百姓,不予抵抗。他先撤到武汉,后又撤到500英里外的四川重庆。历史上除了最坚定的征服者外,很少能进入四川。蒋在重庆建立了他的战时政府,向世界宣布他仍然统治着中国,他还带来了数千箱的宝藏。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在此之前,蒋介石命令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把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和其他城市的艺术品尽可能多地装箱,最后,它们被运送到中国西部成都,但能够装箱和运走的毕竟有限。

日本对南京进攻开始之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将军指挥作战。在任何贵族中,都有一些人接受狭隘的教育,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日本也不例外,朝香宫鸠彦之流把自己当做半神半人,对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十分蔑视。他由于酗酒成性,更是偏执。在南京城外一接受指挥权,他就给他的助手发布命令说,现在是“给他们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的时候了。[33]

在随后的南京暴行中,日本军队屠杀了30万毫无防御能力的军民。2万至8万名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被数次*,包括儿童、少女和老太,许多被开膛剖肚。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受如此野蛮的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惊。数以千计的中国男子被用绳子拴在一起,然后被机关枪打死,或被浇上汽油,点火烧死。另外一些被用作人靶进行刺杀训练,或供军官进行砍头练习。所有这些好像是在进行欢乐的体育比赛,看谁能砍的人头最多。数星期过去了,这些暴行仍在继续,南京的大街小巷尸体堆得高高的。不像以往,大规模的暴行通常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许多西方人士目睹了这些暴行,他们中有外交官、医生和传教士,其中一些还设法偷偷将照片带出去作为证据。

金百合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挺进,参与的部队是如此的众多,阵线是如此的宽广,日本的统治者担心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在钱财方面失控。陆军和海军军官一直有顺便捞取大量战利品的事,更不用说士兵们小规模的抢劫了。同时,大批的日本黑社会分子来到这新近占领的地区,为非作歹。日中黑社会头领的联手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为了控制整个局势,日本最高统帅部开始了金百合行动,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该行动的时间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为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东京的皇宫中成立的,也就在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的时候。成立大本营的目的是要让天皇和他的高级顾问控制战争的进程,避免重复在满洲发生的事情―――关东军变得独立、蛮干。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宪兵队。被调遣来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在南京城里有别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动产。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这次却是最仔细和系统地进行的。据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宪兵小分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铁路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头目,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会”头目和黑社会的老大特别被盯住。他们中有人逃出城后,亲属被拘留作为人质。这样,日本人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法联军士兵酒后在北京圆明园的狂暴行为。

金百合行动出于贪欲也出于需要。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因为战争开支已减少一半。[34]因此,日本皇室成员亲自为抢劫物编制详细目录,随后将这些物品装上铁路货车和卡车,由参与金百合行动的军队贴封守护,运往上海。沿途的日本军官对冒犯皇室的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

秩父宫被选来监督该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像天皇裕仁,作为太子,他接受的教育比较狭窄而且受到严格控制。秩父宫的教育是世界式的,并多次到国外旅行,他在牛津大学学习过,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过假,还担负过外交任务,与希特勒共进过午餐。在裕仁天皇的3个弟弟中,他明显具有幽默感,参加非正统的娱乐活动―――同他的妻子在皇宫楼上的过道里溜旱冰。当我们第一次从日本资料中得知是秩父宫负责金百合计划时,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人的独立精神似乎不适合担任这一极端残忍的任务。然而,国家的财政危如垒卵,日本王朝正是赖此生存。由于秩父宫接受的教育范围广泛,又有国外的经历,成为皇室直系成员中的最佳人选。他思路比较开阔,抓住了他的顾问提议的形形色色的战争掠夺。

为了监督掠夺物最后的登记造册及运回日本前的贴封,必须由皇族成员来完成,这已费了秩父宫九牛二虎之力。这些战利品从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

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了金百合行动―――在战争中使日本致富,而又不是那么刺激、那么危险的战斗任务。除了朝香宫外,我们知道秩父宫和竹田宫当时也在南京,因为两人后来都悄悄地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目睹南京的暴行后,都做了恶梦。[35]一些资料坚持认为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也在南京,但这无法确认。他后来被人发现出现在菲律宾的金百合藏宝地点。

日本在掠夺中极为重视具体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时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其中一些是日莲宗的和尚,他们的任务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私人藏书或寺院的佛经里挑选这类书,然后把这些珍宝运到东京。在掠夺前,他们已在中国四处游历,与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编制了最珍贵书籍和文稿的目录。

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之后,1000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开始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尽管南京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废墟,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日本的皇家图书馆有优先挑选的权力,最珍贵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亲自过目。每一件东西都被仔细地编号、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他们还编制并复制了多本详细的目录,以确保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他们的工作,用了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及其他的机构。

战后,中国学者要求归还这些文化财富。美国了解这一情况,美国曾进行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ImperialHouseholdMinistry)、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36]

当金百合行动队在全力以赴地抢劫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的时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如住友公司的总裁住友(Kichizaemon),专门收掠中国古代青铜器。[37]他的收藏开始于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之后继续到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时期,但是他的收藏品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1945年“中国事变”的8年中得到的,其质量之高,完全可以同埃弗里?布伦戴奇(*eryBrundage)的媲美,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他是怎样把这些藏品弄到手的,完全可以写出一本有趣的小说来。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6个月,土肥原将军调来了一个人负责抢劫中国的黑社会,他就是儿玉誉义夫,日本黑手党中的顶尖人物。他的基地通常在东京,现在他迁到中国,成了土肥原与杜月笙及青帮的主要联络人。[38]在战争结束前,他成为了金百合行动中与其他国家黑社会进行谈判的高手,这些国家是印度*、暹罗、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其手段有将对方的脚放在火上烤,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枪毙了他们。

儿玉相貌平平,矮小结实,肤色发黄。他一副职业打手的面孔,满脸横肉,嘴唇很厚,脸部和头上有伤疤。由于练习空手道的矛指进攻,他的手指粗短关节大。他有一双铁爪,能够挤碎喉咙。他是日本一个失败商人的儿子,9岁就被送到其在朝鲜的姑妈家,他在那里的一家钢铁厂工作,12岁时逃回日本,被一个黑手党人“收养”,分派他去殴打共产党劳工运动组织者。到1931年,儿玉成为“黑龙会”老板头山满最喜欢的下手,由于与企图谋杀日本内阁大臣事件有牵连,[39]他被判刑入狱。在狱中,儿玉写了一本*,该书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必读手册。一年后,他被释放,头山满将他派往满洲,帮土肥原将军和石原将军搞阴谋,忙于建立一个傀儡满洲国。几个月后回到东京,不久,他又由于组织一队刺客设炸弹暗杀天皇的顾问而入狱。[40]这次,他在监狱里一直蹲到1937年。[41]

土肥原在1937年4月把儿玉从监狱中弄出来,条件是让他把精力转到抢劫中国黑社会。土肥原认为中国最有钱的人是黑道上的,这些人积攒黄金已数十年。他的新主意是儿玉应该洗劫中国地下经济。把儿玉从一个流氓转变成一个超级爱国者的想法是由“黑龙会”的头山满向土肥原提出的。头山满自己作为一名爱国者的地位是1924年作为一名宾客出席天皇裕仁的婚礼时得到确认的。[42]儿玉被派到外务省研究有关中国黑社会首领的秘密情报资料,直到1937年11月。同月,日本新的战时大本营成立后,儿玉成为统帅部的第一批现地参谋人员,去上海和南京处理所谓的“流失”问题,使过多的财富流入到了皇军军官的口袋中。正如他在战后*中所写的,他发现“在所有日本占领下的城市里……奢侈享乐的军官把秘密资金花在美酒、女人和纵乐上”,[43]他们随意毁坏珍贵的物品。“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寺庙和神殿,我发现菩萨的头被打碎或割掉。”[44]这种对文化战利品的破坏必须停止。如果士兵,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孩子,愚蠢到连菩萨要整座地偷都不懂,他们必须被枪毙。当他手下的黑手党尉官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候,儿玉正在日本皇军的保护下,实行对酒和其他商品的垄断,这样,这些商品的销售利润就不会再流入中国的黑社会而会转到日本人手里。后来,儿玉成了秩父宫的部下,直接为皇室工作。

皇族们不会对付中国的黑社会。儿玉即为他们挽回了脸面,也避免弄脏了他们的手。中国的毒品生意每年产生巨额的利润,其中一大部分最终成为大小金砖。儿玉把注意力放在最后阶段上。一旦一切都变成金砖,并标明为皇家的财富,谁会介意它是来自鸦片馆,还是一位12岁的姑娘?儿玉到上海后,就与杜月笙的一个最凶神恶煞的同伙、控制上海码头的头目顾祝川达成协议,分享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顾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是蒋介石的一位重要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兄弟。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坏,1940年,共产党的新四军为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日本控制的铁路,通过他的领地时,顾用大部队伏击了新四军,并屠杀了除了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司令部的女干部和护士遭到*。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们被关在国民党军队的妓院里,许多人自杀。作为对他的奖赏,顾被提升为国民党军队的司令。

由于儿玉与顾氏兄弟毒品买卖的协议,日本也有机会弄到从缅甸公路或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到中国西部的物资,这些物资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美国的援助物资一进了昆明和重庆的仓库,顾氏兄弟就把这些物资转手倒卖给日本,儿玉则作为购买中间商。

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儿玉和他黑手党人行动队,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先给镇长或族长脑门上一枪,以迫使所有人合作,把地方财产“捐献”给天皇。儿玉很仔细地将艺术品和其他的财宝上缴金百合,但据说,他给自己留下了白金块,他喜欢白金。在战争初期,他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收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这些储存运回日本时要方便得多。

金百合行动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儿玉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骗子、将军以及金融家们都帮助他。作为回报,他向他们提供保护、情妇和抢得钱财的分成。青帮头目杜月笙由于出卖自己国家全力为日本人干活,土肥原将军通过儿玉向杜支付了相当一笔报酬。但是,杜月笙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必须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战斗从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时,杜溜到香港,然后绕道前往重庆,在那儿坐观战事。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天堂里,他自然和顾老板保持密切的联系。结果出现一种奇怪的关系:中国黑社会教父杜月笙和国民党将军戴笠以及顾氏兄弟,还有日本的儿玉、土肥原将军密切合作,从毒品买卖中榨取最大的利润,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戴笠也是缉私局局长,这个机构阻止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走私活动。战争期间,戴笠的武装组织从重庆将数以百吨计的四川鸦片运往沿海地区,再卖到日本。日本工厂加工鸦片的生产能力很大,鸦片有多少要多少。一批47吨的货,戴笠获利5000万美元,杜月笙也获利相当。[45]

毒品生意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毒品买卖中间人叶庆和(YeChing-ho音译)。1937年底,他撕去了所有爱国伪装,投向儿玉和日本。作为回报,他得到在台湾的势力范围和他的来自日本的名字中村太郎(NakamuraTaro)日本荣誉公民的称号。作为台湾的毒品老板,他享有军阀的地位,并得到许多日本情妇。作为中村先生,国民党政府对他动弹不得。[46]

儿玉的正式身份是驻上海日本海军和空军的“采购员”。他的任务是发现并获取铜、钴、镍和云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从戴笠那里买到这些物资,并用毒品支付给戴笠和青帮。这些交易是由儿玉机关上海事务局或儿玉社来完成的(日本大本营的特别部门是根据该部门的负责人姓名而命名的,并称为“社”)。根据美国的情报,儿玉社垄断本地区的盐业、钼矿、农业、渔业和军需品工厂。儿玉称他还管理了一个大型鞋厂,但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毒品,毒品能提供源源不断的黄金。儿玉变得非常有钱,在战争结束前,他在东京有一座豪华的住宅。他很大方,向合适的对象赠送昂贵的礼物,是天皇上了年纪的纨绔叔叔东久迩宫最喜欢的人。儿玉的个人社交圈里有海军上将大西次郎(ViceAdmiralOnishi)、石原将军、辻政信以及裕仁的表兄竹田宫。竹田宫也是金百合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袭击珍珠港和南进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准备中,儿玉与竹田一道被派往在西贡的日本南方面军总部,与驻当地司令寺内商讨有关事宜,寺内是洗劫朝鲜的日本将军的儿子。他们讨论的内容没有被公开,但毫无疑问有关于对东南亚洗劫的计划。

因为南进要动用日本海军,海军将管理那些运送财宝的船只必须经过的群岛。一夜间,儿玉被从一个部门调遣到另一个部门,军衔升为海军少将。这如同将卡彭(Capone)和迈耶·兰斯基(MeyerLansky)任命为海军上将一样。有了这个海军军衔,不仅使他能够穿梭于南洋继续其业,而且能够有利于他与中国走私者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出没于这些岛屿之中,将日本的毒品运往中国。正如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Marshall)解释的那样:“由于日本缺少近海的海军,他们把走私垄断权给中国‘海盗’,以换取情报……这些日本人以每盎司16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们毒品,这些海盗再以每盎司6000美元的价格在沿海出售。”[47]一些中国走私者还从日本皇军海军处领取佣金。

儿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从西贡回到上海。袭击珍珠港对数百万亚洲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遭受日本的进攻。但对生活在中国、在此之前仅是旁观者的西方人士来说,变化巨大。日本立即没收了所有西方资产,西方的银行被洗劫一空。在上海英国的一家棉纺厂,日本人用推土机推倒围墙,运走了所有的工业设备,拆走了铜芯电线、铜管道、锅炉和暖气片。

1942年,上海的外国居民是说“行动自由”,可必须佩戴鲜红袖章。英国人的袖章上印有“B”,美国人的印有“A”,荷兰人的印有“N”,诸如此类。外国居民禁止上旅馆、夜总会、电影院、饭店或酒吧,许多人家里还有日本军官住宿。一开始,他们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后来又允许他们每月提取价值等于中国货币(时为法币———译者注)的2000元,以日本军票支付。

在乡下,受到何种待遇全取决于当地的日本指挥官。迈拉(Myra)和弗雷德·斯科维尔(FredScovel)相对幸运一些。他们是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济宁市办医院。[48]尽管日本入侵了华北,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达4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日本士兵们来到医院,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日本和美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逮捕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你们不许离开这所房屋。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属于日本帝国政府……你们必须列出这一房屋内所有东西的清单,一式三份,你们的钱将被清点。”房屋在这名军官在场时被搜查。[49]在被遣送回美国之前,他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每一次他们被转移时,日本士兵都要搜查他们那点可怜的携带物,以寻找美元。“衣服被仔细地搜查,肩膀垫肩被撕开,鞋底也被扯开,长头发被仔细梳理。”战争结束,斯科维尔夫妇返回中国时,发现他们的医院被抢走了一切,包括窗框、门、水管,他们埋在后门廊下的一箱银器也没有了。这种彻底性使日本非同于一般的抢劫者。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北京的一位古生物学家设计了一个方案,将人类学历史上最珍贵的宝物之一———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转移到日本人得不到的地方。这些史前化石是20世纪20年代在离北京30英里的龙骨山由一支考古队发现的,洛克菲勒家族向这支考古队提供了赞助。这些化石存放的场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人员担心日本人会抢走这些珍贵的化石。1941年11月,他们决定将它们转移到美国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战争结束后再还给中国。这些化石被用棉花包上,外面是粉红色的莲花图案纸,然后放在一个木制盒子里,周围还垫了医用纱布,外边还有两层有充填物的更大木箱,以防震动,最后放在数个钢制的弹药箱里。9个钢箱子交给了美国海军中尉威廉·T.福利(WilliamT.Foley)。其中2个箱子内放的是1926年发现的化石,7个箱子里放的是1929年发现的。福利后来将此事告诉了其朋友、记者约瑟夫·科金斯(JosephCoggins),他曾在美国占领日本的部队里服过役。

福利是一名驻北京的医生,当时准备与其助手、海军药剂师梅特·赫尔曼·戴维斯(MateHermanD*is)一起回国。[50]福利的任务还有负责照顾美国使馆人员,因此幸运的话,他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这些化石将作为他个人财产由他带走。但他还没有离开北京,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日本人告诉他已成为战俘,他的外交官身份也被红十字委员会否认。两个半星期后,福利、戴维斯和11名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卡车带到北京郊外的火车站,他的行李包括那9个箱子也随他一起走了。在车站,他们被装进一个货车车厢,他们知道他们要被运到日本的战俘营。在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日本士兵多次上来搜索他们的行李,然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最后,火车在一个工业港口停下来。一名粗暴的日本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他们押进一个工棚里,并把他们的行李放在路边又一次进行了搜查。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一人在日本呆过,能说几句日语,他听到那个日本军官说:“有了,在这里。”随后,这一队日本士兵就走了。福利他们被从棚子里带出来后,那9个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铁箱子已不见了。福利、戴维斯和其他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船运到北海道,作为战俘,在矿井里为三菱公司当了3年半的劳工。

1986年,科金斯在纽约市多次听福利医生讲述这个故事,他飞到东京,与一位曾在福利手下学习过的心脏医生谈及此事。

在皇宫对面的一家饭店吃晚饭时,这位心脏医生告诉科金斯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化石战后在东京被发现。[51]

他补充道:“北京猿人化石的最终归宿可能就在离我们现在坐的不远的地方。”

科金斯告诉我们:“他的拇指指向皇宫。”

福利医生过去总是对科金斯说:“我可以对一堆《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和其他的财宝一起被放在皇宫的地下室里。”

              

  注释:

[1]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教授写道:“就中国人而言,日本似乎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参见Wakeman:PolicingShanghai,第187页。

[2]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3]参见Sergeant:Shanghai,第5章;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94页。

[5]参见《旧上海的故事》(TalesofOldShanghai),网址:。

[6]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页。

[7]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参见Wasserstein:TheSecretWarinShanghai,第6页。

[8]参见Wasserstein:SecretWar,第6页。

[9]参见Seagr*e:TheYamatoDynasty,第109页。

[10]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8页。

[11]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5页,另见Seagr*e:TheSoongDynasty。

[12]参见Seagr*e:TheSoongDynasty,第269~270页。

[13]参见Seagr*e:TheSoongDynasty,第150~152页。

[1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7~98页。

[15]杜月笙的生意,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3页。

[16]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15页。

[17]有关法伦和德尔蒙特的情况,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7页。

[18]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03~205页。

[19]当然,杜月笙是经政府授权销售的人之一。有关杜月笙暂时在个人毒品生意方面的损失以及他在政府授权毒品生意方面的重新投资,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0]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1]有关为日本走私麻醉药4个组织,参见Anslinger:TheTrafficinNarcotics,第9页。该文件在网上能得到,只需将作者姓名、书名输入搜索引擎即可。

[22]日本在天津和汉口的麻醉品生产中心,参见联合国新闻办公室:《日本档案和世界安全》,第35~36页。

[23]为了使人们对规模有一个概念,根据国际红十字学会和国联当时的研究,整个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合法医疗用海洛因每年只需15公斤。仅朝鲜的海洛因产量就超过了2600公斤。参见BulletinonNarcotics,1953年第2期。还可以在联合国网站得到相关的资料:。

[2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72~275页。

[25]参见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年,第24页。

[26]参见Jonathan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年,第24页。

[27]参见Bix:HirohitoandtheMakingofModernChina,第319~320页。

[28]参见Bix:Hirohito,第320页。

[29]参见Seagr*e:TheSoongDynasty,第363页。

[30]罗斯福呼吁经济隔离以对付“瘟疫”。有关罗斯福“经济隔离以对付瘟疫”,参见Seagr*eandSeagr*e:TheYamatoDynasty,第165页。

[31]参见Wasserstein:SecretWar,第15页。

[32]参见Bix:Hirohito,第323页。

[33]后来,朝香宫的一个助手说是他自己下的命令,而不是朝香宫。显然,这只是企图掩盖其主人的责任。从历史上看,皇室成员的助手没有越其主*力的习惯。

[34]由于大量进口,到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减少一半。参见Barnhardt:JapanPreparesforTotalWar,第109页。

[35]竹田宫对其菲律宾男仆本·维尔莫雷斯说过恶魔的事,当时他并不知道南京在什么地方。参见作者对本·维尔莫雷斯的采访。

[36]有关日本特别行动小组对中国书籍和手稿的抢劫的细节来自赵建民教授:“LootingBooks:UnforgettableFactsinHistory”,这是1999年12月10日~12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国际市民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37]参见Roberts:Mitsui,第380页。

[38]参见“KoreanOpiumforJapan’sWars”,网址:。有关中国事物局和麻醉品的其他细节,参见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第40页。

[39]参见Roberts:Mitsui,第348页。

[40]有关这次暗杀,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43页。

[41]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57页。

[42]参见Montgomery:ImperialistJapan,第274页。

[43]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64页。

[44]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65页。

[45]参见Jonathan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第41-42页。

[46]有关叶庆和的经历,是由乔纳森·马歇尔讲述的。

[47]参见JonathanMarshall:Thedealsfornarcotics,第42页。

[48]参见Scovel:ChineseGingerJars,第59页。

[49]参见Scovel:ChineseGingerJars,第98页。

[50]我们参考的有关资料包括“LosingPekingMan”,网址:。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和CharlesRoland:“D*idsonBlack:PekingMan1884~1943”,该材料网上也能得到。有关威廉·福利的经历是乔·科金斯讲述给我们听的。

[51]参见StephenBroker:“HominoidEvolution”Yale-NewH*enTeachersInstitute,Curriculum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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