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2015-07-26 0 747

题记: 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属于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

尽管四个月后,武汉弃守,中国腹心之地落入敌手,但是抗战还在继续,汉口租界内中日双方斗智斗勇。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能实现,武汉抗战让整个抗日战争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准备是如何做到的,其意义又是什么?

本期长江商报“抗战特刊”,我们试图为读者呈现波澜壮阔的武汉抗战史,探访大潮风涌下的租界变迁,解密中苏联合的对日空战,追思武汉籍将军的英烈忠魂。

“七七事变”后,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日军把猛烈的战火烧向中国内陆,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了加快击溃中国军队的步伐,日军进一步把爪牙伸向了广大的华中地区,气势汹汹沿长江流域向西而来。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日军垂涎已久,磨牙吮血,欲想一口咬下的肥肉。此时,“保卫大武汉”成为抗日战争的核心所在。

 日军的狂妄叫嚣 VS 国共的紧密合作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10天占上海,3周陷南京,1个月逼近武汉,3个月内亡中国。”

日军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捣毁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或逃往重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方面出动120万人马,超过中国军队总数的60%;日方投入兵力41万,除在日本本土留驻一个近卫师团外,所有兵力都投入到中国战场,海陆空齐头并进,为攻占武汉倾注全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武汉,已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员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武汉时期,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军队要做政治工作” 的建议,开始在军队设立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做副部长。周恩来积极邀请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文化宣传厅厅长,文化领域内的名人被广泛邀请过来,组成“名人内阁”,当时成立了十个抗日文化性质的协会,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冼星海组织了音乐汇演,在武昌体育馆(今阅马场),数万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晚上,打着灯笼坐船渡江到汉口,与从汉口中山公园出发的人到江边码头会合。”毕生研究武汉大抗战历史的专家袁继成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说,周恩来、郭沫若还坚持举办“七七献金”活动,在武汉设七个献金团,每个团都由一个著名人物主持,参加的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等。

“华中里和联保里的妓女都积极响应,当时的报纸打出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标题。这就是持久抗战的思想基础。”袁继成解释道:“在武汉形成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主,建立了包括全国各个党派、团体、民族、阶层、信仰、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高潮。毛泽东评价此时蒋介石的政策为,对外积极抗战,对内比较开明,有民主的气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两大纲领基本相同,说明政府与百姓、军队、地区、党派,都统一在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最进步、最民主、最发展的时期,这是武汉抗战为全面抗战奠定的政治基础。”

  战时经济大转移: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所有的工业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资本,国人见此情况后无不捶胸顿足。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担心会重蹈覆辙,立刻把上海两千多家工厂搬迁到武汉。但一时找不到建设厂房仓库的地方,又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与西方不同,英法的工业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我们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备和学校也要整体迁走。”袁继成说。

据统计,武汉抗战期间共迁出两百多家工厂,涉及到拆迁、搬运、工人转移等多方面,汽车运力有限,只能依靠长江。当时,上海到武汉段能走1000-3000吨轮船,武汉至宜昌航段只能走500吨,宜昌到四川之间则仅为500吨以下,这个江段滩多水急,河道复杂,航道狭窄,是运输的难点所在。“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这是我从四川回到武汉时学会的号子。”袁继成说,当时顺流而下也只能每天走三五十里地。但武汉沦陷后,宜昌还有十多万吨器械要运走,再加之军械、官兵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运输量巨大。国民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船只,有些船甚至为了装更多的物资都不储存煤,需要时再沿途临时去找。

但这场耗时费力的大转移作用巨大,袁继成说,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以前只有沿海大城市和内陆个别城市才有现代化工业、学校,武汉抗战使得这些工业物资、人才、学校、转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建设大西南、大西北的后续力量,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比如此前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重庆,在大转移后,嘉陵江两岸突然冒出了很多大烟囱。

  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袁继成: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武汉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后,便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大浪潮同沉浮共命运。

在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中国近代史专家,终身研究武汉抗战,今年79岁的袁继成教授便住在里面。其对面为湖北省图书馆旧址, 70多年前这里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军队指挥中心所在地。

“我就是武汉抗战的亲历者,不过那是我还是小毛毛(幼童),逃到四川后我就在孤儿院里长大。”1938年10月22日,被母亲抱着的袁继成赶上了拥挤的轮船,全家起程逃往四川躲避战火。同一天,另外一艘民用船“新升隆”号被日军击沉,第二天中山舰被击沉,第三天武汉沦陷。

说起武汉抗战,袁继成感慨自己命中和抗战有缘,偶尔夹杂着武汉方言,谈笑当年的抗战趣事,当谈到武汉抗战的意义时,便严肃起来,“武汉会战、武汉抗战和武汉的抗战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其战略意义也不一样。”

按照袁继成的研究,武汉会战要从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算起,日军沿长江南北两路,并从大别山一线,三面进攻武汉,至10月武汉沦陷,为武汉会战。因为武汉无险可守,必须要御敌于武汉之外,所以战役主要发生在湖北省外,安徽、江西、河南靠近湖北等地都是会战的战场。1938年10月23日,千里之外的广州沦陷,南北两端失守,武汉才失去了战略中枢的意义,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

武汉的抗战,则要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沦陷以后,武汉还在继续为抗战出人出力,新四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老百姓全力配合反抗,国民党地下工作抗击日军,军民还在持久抗战中。与武汉会战不同的是,其时间跨度长,主体空间则仅仅在武汉地区。

“武汉抗战,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这一期间为武汉抗战。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由战略防御阶段成功地转变为战略相持阶段,只有这一阶段做成功,才能蓄积能量,才能做到后面的主动反击。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军事配合十分默契,武汉为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大转移,做了积极有力的准备,功不可没。”袁继成说道。

  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

“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原日清公司大楼。本报记者 张萌 摄(图)

“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日本驻汉领事馆。

“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汉口日租界江岸。

展现“武汉大抗战”历史风云的角度有许多,但在采访中,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租界”这一特定现象、特别角度,完全可以反映整个战争的局势变动。

1945年9月下旬,武汉还在酷暑当中,原本地多人少,只有1000多人的汉口日租界,突然涌进2万多日侨。在炮火的轮番轰炸下,租界内的精美建筑大多已成残垣断壁,废墟中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从外地赶来的日侨只能在大街上搭起窝棚,或挤在权贵人家的后院屋檐下,忍耐武汉湿热蒸腾的酷暑和江风凛冽的寒冬,在窘迫中等待被遣返回国。

原本华人不得随意踏入的日租界内,开始出现从外地赶过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很多日本人迫于生计,旧货摊、小餐馆、小吃店、咖啡屋、理发店应运而生,妓女们又重操旧业,见大势已去的日本人在墙上写上“欢迎中国人”“欢迎大武汉人”,有些中国人也想尝尝日本人做的武汉热干面,和独具特色的红豆烤饼,多数日本人一下子对中国人彬彬有礼起来,有的见面便是九十度鞠躬,显得谦和恭逊。

大街上偶尔会看见,寻仇泄恨的中国人揪着日本人暴打,一些地痞流氓也混进来,把日本人扬眉吐气地戏弄一番。但多数中国人还是文明有节制,一场持续八年的艰苦抗战才刚刚结束,久盼而来的胜利让国人肩上的重担突然卸下,心情都在喜悦的眩晕中轻松跳跃。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日租界的变迁,可看成是整个战争局势变动的缩影,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放眼到整个租界的存在历史,自清末“治外法权之地”出现,其存在和兴荣,随战争而来也随战争而去。

  日本人悄然离去,租界外蓄谋侵华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汉口日租界内立即变得戒备森严,四周加固了电网,街道入口堆上了沙包,江中5艘军舰升火待发。从宜昌、沙市、黄石港及武汉而来的2000多名日侨集中在日租界内,准备悄悄地快速离去。据武汉市志记载,日清轮船公司,7月29日奉总公司48小时内结束业务的命令后,31日即办理完竣。日商泰安纱厂及公大、松本、福田、广川各厂亦已停工,三井、三菱两洋行也宣告停业。

日本驻武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为此作了各种应急准备,袁继成拿出当时的报刊资料,向记者解释道:“为了麻痹中方,日军在汉口摆出了剑拔弩张的态势,装甲汽车四处巡逻,军舰在租界和江汉关一线巡航,租界杀气腾腾。松平还煞有介事地向英文《楚报》的记者表示:如华军试图攻占日租界,日军当然守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全面侵华的动机,却向外宣称只是担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影响日侨安全和利益。

1937年8月7日深夜,日租界内突然一片黑暗,人们发现所有的路灯都被日本人自己敲碎,临街的门窗上贴上了日文封条。而前一天晚上,日本驻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深夜造访汉口市长吴国桢,称奉日本国政府令,现有各地日侨全部回国,请中国方面予以保护,并代为管理日租界。

袁继成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方还在上海发表从汉口撤退日侨的声明:“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汉口地方之情势日加紧迫,我驻汉代总领事向日本国政府请训……下令撤退全体侨民,但驻汉领事对于保护租界及其他国有公共财产与侨民私产,与中国地方官协商保护。因有此项必要,故令其暂留该地。”袁继成分析说:“很明显,这个声明就是在耍弄花招,要麻痹中国当局,掩盖他们准备在上海挑起大战的企图。

1937年8月8日,中国警察开始接收汉口日租界的监管权力。木屐之声和招摇的太阳旗,在武汉不见了踪影,这是39年来的第一次,国人对此有些许兴奋之感,然而,日本全面侵华的部署正在此种冠冕堂皇的虚张声势中加紧推进,日军私底下正磨刀霍霍。中国政府和汉口市政当局,并未对此深加追究,对日军下一步的行动竟毫无察觉。

8日当天,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带领搜查人员,走进日租界清查,在新小路11号查获一大规模的吗啡制造工厂,又在同安里16号雪世馆抄获一个印伪钞的印刷所,内有印好的伪钞5000余元。到8月11日,日本在苏州、杭州日租界的侨民和领事人员也都撤退到上海,乘轮船回国。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淞沪会战爆发。

  保卫大武汉掀高潮,租界内街道换名

日军由北向南迅速占领大量城市,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惨案。在日本本土,则非法侵占中国驻日侨民的财产,遣返 5184名华侨。日本始终贯彻强盗行径,在外交上并未对中国正式宣战,企图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而国共两党的合作很快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日本立觉诱降已无可能。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建立伪国民政府,嘲笑蒋政权已经堕落成一个地方政权,“无须由连战连胜的日方来提议讲和,而应彻底打垮中国。”

台儿庄大捷后,八路军、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以及国民党政府其他一些机关团体,也在汉口日租界一些空置的机关、洋行里办公。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管理、控制了汉口日租界,但没正式宣布收回。徐州会战后,日本又发动了攻占汉口的武汉会战,逼迫国民政府后撤沦落为地方政权。“我统帅部洞悉日寇阴谋,鉴于武汉已成为武汉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但是易攻难守,需要集中兵力,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消耗敌人之有生力量。”袁继成说道。

“八一三”抗战一年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和全国掀起了 “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亡高潮。汉口市政府决定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改为汉口市第四特别区(第一、二、三特别区为已收回的汉口原德、俄、英租界)。作为老武汉人的袁继成侃侃谈道,“汉口市政府还将原日租界的街道名称全部改为富有抗战意义的名称,如将中街、大和街、平和街、东小路、西小路分别改为一二八街,八一三街、九一八街、五三街、七七街;将山崎街、大正街、成忠街改名为卢沟桥路、台儿庄路、虹桥路;将南小路、中小路、北小路、上小路、新小路改为郝梦麟路、刘家麒路、姚子青路、陈怀民路、闫海文路。”

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武汉会战的预定计划后,整个抗日战略防御成功转为战略相持阶段。武汉弃守,汉口租界再次落入敌手。

  租界内丑剧上演,日军争夺民心失败

1938年10月27日,汉口沦陷,日军占领武汉后,将其划成难民区、安全区、军事区、日军商业区,汉口的难民区在硚口至利济路之间,武昌则在八铺街一带。难民区进出都要有“良民证”,需对日本哨兵鞠躬敬礼。法租界和原德、俄租界及模范区一带为安全区。日本人除住在日租界外还划定了三民路、六渡桥以下的新区,而民生路、中山大道、江汉路的商业区则被占用,开设洋行、株式会社,经营各种货物日用百货。

中途岛一战,日军损失4艘航母和250架飞机,遭到沉重打击,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逐现颓势的日本,于1943年1月7日,在南京约见汪精卫,敦促他立即宣布对英美作战,日本则以“退换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作报答。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汉口日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对于日本的闹剧,英美立即作了回应。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接受交还租借时,英美两国代表才分别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交还租界,取消在华内河与治海航行权。不久,中美共订8条平等新约,中英另订9条新约,另4条附件,开始生效。蒋介石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延安《解放日报》评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一切,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

由于英、美“平等新约”的反制,国共两党和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妥协,反而坚定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日本在租界内自导自演的丑剧彻底失败。

  租界新历史,街道重新命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5日,在武汉的日军第六方面军直属卫队、海军扬子江基地、空兵及其他辅助卫队53955人首先缴械投降,六方面军直属官兵5445人被围进汉口西商跑马场(今汉口解放公园内)的战俘管理所。汉口和汉口日租界的侨民及其他湖北地区、河南汝阳地区、湖南长沙地区等日侨民,都集中在汉口日租界。

早在1938年8月13日,汉口市政府收回汉口日租界,拟将日租界的街道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抗日烈士的名字重新命名。按照汉口市不成文的传统,一般与长江平行的街道称大道或街,垂直的称路。抗战胜利后,拟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烈士命名的,只保留一个卢沟桥和武汉有关的郝梦麟、刘家麒、陈怀民,多加一个在湖北枣阳、宜城战役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团总司令张自忠的名字。

在武汉,租借的历史从此结束,而新的历史又将开始。
“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武汉空战飞行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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