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在抗战中造就的历史辉煌:抓住机遇 顺势而为

2024-02-10 0 798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云南既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最前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线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战略地位空前重要。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日战争中,云南人民担负起抗战重任,一面毁家纾难支持前方抗战,一面奋勇开发交通道路,建设军事及民用工业,发展农业、商业、金融业及教育文化事业。云南人民在遭受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抗战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时,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云南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交通运输之改善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战时更是影响胜负的重要条件。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东部沿海各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切断了中国大陆同国际社会的海上交通线,如何得到来自海外援助的各种战略物资以支持抗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当务之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交通要道。为了支援抗战,在云南省政府主持下,全省各族人民掀起了公路、铁路、航空、输油管、江河航道、骡马驿运等“六运”齐上的交通建设热潮。

抗战前,云南出省道路仅有一条控制在法国人手中的滇越铁路,省内公路共修了3300多公里,初步通车约1100多公里。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打破日军对东南沿海的封锁,开辟中国国际通道,云南省政府和民众展开了以抢修滇缅公路为首要任务的交通建设高潮。经过20万民工9个月的顽强奋战,修通了东起昆明、西至畹町,全长959公里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的开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但使中国抗战后方重新建起了战略性的国际大通道,打破了日军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云南的封闭状态,为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交通条件。

滇缅公路通车后,为建立与之配套的公路干线,云南又先后建成了滇黔公路、川滇东路、西祥公路、滇黔南路、滇桂公路(昆明至文山段)、滇越公路(昆明至蒙自段)等13条公路干线和一批支线,修建了一些县道公路,仅昆明郊区就修建了20条(段),极大地改变了云南内外隔绝的闭塞状态,为抗战物资和国内外贸易的运输作出了贡献。

1943年10月至1945年1月,为配合缅北滇西反攻战,在中国驻印军和美国工兵的共同努力下,在滇西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西起印度雷多,经缅北连接滇缅公路,东到昆明,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印公路,形成了中国大陆通往国外的第二条战略公路干道,大量的抗日军事物资经中印公路源源运入中国,有力地支援了滇缅战场和中国对日反攻作战。

据统计,抗战期间,云南新修和续修公路44条(段),累计建成公路4643公里(含省外412公里)。到抗战结束时,云南公路总里程达6600多公里,其中建成通车3900多公里,与战前比较分别增加1倍多和2倍多,通公路的县由战前的19个增至54个,初步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公路交通网络。

在铁路方面,云南全力突击修筑滇缅铁路和叙昆铁路。滇缅铁路的修建两次动工又两次下马,在云南30多万民工的艰苦努力下,完成了全线路基工程的50%,最后因日军侵占缅甸而被迫中止和毁坏,只建成了昆明至安宁30公里。叙昆铁路因原材料匮乏,仅建成昆明至沾益170多公里路段。

在航空方面,日军侵占缅甸截断滇缅公路后,在美、英盟军的支援下,中美两国开辟了印度阿萨姆至昆明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形成了庞大有效的空运系统,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陆上封锁。为配合空军作战和战略物资空运,云南省政府动员大量人力,征用大量土地,扩建和新建55个军用机场(其中新建31个),有力地支援了中、美军队的联合作战和运输。

 工业农业之发展

抗战时期,云南是西南大后方仅次于四川的战略根据地。一方面,因沿海地区沦陷和抗战急迫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厂企业西迁,大力发展军需民用工业;另一方面,云南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建设云南工业。

抗战初期,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磋商,达成由国民政府出资在云南合办厂矿企业的协议。随即,一批内地重要工业企业迁入云南,有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明湖电厂、昆明化工厂、昆明炼铜厂、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云南水泥厂、宜良煤矿、东川铜矿以及一批军工企业。这些迁滇和新办的工厂,填补了云南重工业发展的空白,一时间,云南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改写了云南工业发展历史,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大力开办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些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的政策,云南省政府也鼓励私人投资办厂,云南出现了私人投资办厂热潮,主要集中于纺织、食品、烟草、小型机械、化工、电器等轻工业行业。经抗战期间开发,云南工业门类大大增加,近代工业的基本格局已具雏形。钢铁、化学、光学、飞机制造等工业从无到有,其他如机器制造、电机电器等工业建立了成批的工厂,在西南各省中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工业区,居第三位。至1945年底,云南工厂数为226家,是战前的5.38倍;全省工业资本为6100多万元,是战前的8.23倍;工业年均增长126.8%,工业增长幅度和发展速度超过了战前几十年发展的总和。

云南农业在抗战中的发展远不及工业,但却“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入滇,云南人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增加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应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大力开垦荒地、禁种鸦片,云南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所增长,耕地从1934年的2500多万亩增至1946年的2600多万亩。云南还推广棉花、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开发新的农业资源,扩大畜牧饲养,这些都促进了云南农业的发展。抗战中,国家在云南征调的粮食占全省稻谷产量的49%,在后方各省中,云南所提供的农产品仅次于四川,居于第二位。

抗战时期云南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但直接支援了全国抗战,而且开创了云南基础工业的良好局面,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大中型企业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骨干力量。

 商业金融之昌盛

云南商业和金融业在抗战中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随着大量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纷纷迁滇,大量人口涌入云南,大量资金也流入云南,在投入工业、城建等行业的同时,有大批资金流入获利较快的商业,一时间商旅云集。云南又是战时国际大通道,承担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商业对外贸易的重任,进出口贸易量大增。以昆明为中心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沿线,货物运输十分繁忙,商业贸易热闹非凡,其沿线的蒙自、下关、保山等地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商号林立。抗战前,昆明有商号、商店2000多家,到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8月统计,有执照的商号1万家,未注册领取执照的商号2万余家,形成了云南商业空前繁荣景象。

金融业发展也极为突出。战前云南有银行3家,银号5家,另有外商银行东方汇理银行1家。抗战中,昆明成为中国对外交通枢纽和外贸中心,大批工商企业迁入云南,许多金融机构纷纷到云南扩展业务,在国家银行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国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全部在昆明设立分行,许多银行还在云南各地设立了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有24家外省地方银行到云南设立分支机构,迅速形成昆明金融业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云南本省银行也得到空前发展,新设立了11家银行,本省银行达到16家,还有许多以汇兑、找换银钱为经营业务的钱庄。一时间,昆明银行林立,昆明的南屏街有“银行街”、“昆明华尔街”之称。

抗战结束时,云南全省共有金融机构217个,在抗战后方19个省中位居第二,初步建立起云南地方现代金融体系。然而,大批银行进入云南,在给云南注入资本的同时,一些官僚资本银行大肆进行投机活动,大发国难财,加上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这又加重了对云南人民的剥削搜刮。

在抗战中,云南的保险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保险公司多达15家,经营的险种比较齐全,有火险、水险、空运险、人寿险、兵险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战时金融业的发展。

 文化教育之繁荣

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抗战中也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这主要是在一批高等学府南迁昆明的影响和推动下取得的社会成就。

抗战8年间,从沿海、内地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10余所,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中山大学、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私立中法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分校,还有新创办的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加上原来的云南大学等,昆明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之一。其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负盛名,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学术一流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荟萃了一大批名流学者、教授专家,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外地迁滇的这些大专院校,对云南教育文化起到促进作用,形成云南近现代史上文化教育空前繁荣的景象。

西南联大迁滇不但保存了中国教育文化之精华,而且支援了战时云南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联大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下,云南大学规模逐年扩大,师资力量不断加强,至1946年,云南大学已成为拥有18个系、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另外还设立了云大附中、云大附属医院、凤凰山天文台、疗养院、先修班、农场、林场等附属机构,学生人数达858人,为抗战前夕的2.8倍,其规模在西南地区名列前茅,其地位在全国明显上升,跨入中国著名大学行列。

云南的中等教育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大发展。1938年,云南有省立中学29所,县(市)立中学64所,其中20所在昆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县尚无中学。至1945年,云南的省立中等学校42所;县(市)立中等学校128所,其中分布在各县的中学107所,为1938年的2.3倍;私立中学有31所,增长了10倍。

初等教育方面,云南省政府规定,从1941年起,全省一律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即义务教育。至1944年底,全省国民学校达7655所,比1940年增加了1倍;受教育儿童达110.7万人,占学龄儿童的65%,比1940年增长了20%;受教育成人达192.4万,占成人总数的34%,比1940年增长15%。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抗战、团结、进步为主题的音乐、戏剧、舞蹈、新闻、出版等革命文化也空前繁荣,成为抗战中云南文化的主流,对云南以后的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许多文化艺术单位纷纷迁入云南,大批文化名人荟萃昆明,昆明与重庆、桂林成为抗战时期三大文化中心。1938年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简称文协会)成立,其宗旨是团结云南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各种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战服务。在文协会的领导和会员的推动下,云南抗战文学期刊不断涌现,《南方》《前哨》《战时知识》《民众歌咏》《云南学生》等几十种刊物对唤起民众救亡意识,鼓舞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起到重要作用。在出版界,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创办的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大量销售出版进步书刊,先后出版了70余种进步文学作品,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引导青年走向革命,推动人们关心国家大事。

在歌曲、戏剧方面,由于沦陷区各种剧团和众多艺人迁滇,加上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轰轰烈烈的救亡歌咏、戏剧运动在云南城乡兴起。抗战初期,中共党组织即通过“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昆明大中学生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1938年3月,“中华戏剧界抗敌后援会云南分会”在昆明成立,推动了云南戏剧活动日趋活跃,数十个剧社、剧团在昆明诞生,话剧、活报剧、小品、独幕剧、多幕剧等戏剧形式空前繁荣,京剧、评剧、滇剧、云南花灯剧等各种戏剧流派异彩纷呈。尤其是云南花灯剧在抗战中得到很大的发展,被群众称为“抗战花灯”。

云南新闻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新闻时效性逐渐提高,报纸发行量增大。这一时期,昆明先后成立了10家报馆,编辑出版10多种报纸,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到抗战结束时云南还有7家日报。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给云南提供了一次特殊的历史机遇,云南人民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把云南的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余红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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