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重庆政治经济文化你知多少

2024-01-27 0 303

在抗战之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被人侵略、奴役的弱国、小国。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大国,而且是与美国、英国、苏联齐名的政治大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重庆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政治地位?它是战时中国首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见证并亲历了中国结束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历史时刻。

周勇说:“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达于鼎盛,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

周勇列举了一组数据:历届政府与22个国家签定了745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定411个,北洋政府签定243个,南京国民政府签定91个。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就是治外法权。”周勇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把本来只限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代表才拥有的治外法权,扩大到他们全体在中国的国民。这样的特权是半殖民地最重要的法律特征。到抗日战争爆发时,还有19个国家和中国有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到抗战结束的时候,中国把同西方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意味着中国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结束。”周勇告诉记者。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一般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对方主动放弃,有的是双方爆发战争,还有的就是通过双边谈判。

1942年10月10日,美国、英国带头宣布将要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同日,中英两国也签署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地点则在中国,在重庆,就是现在人民公园里面那座小白楼。

这两个协议废除的都主要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里西方特权最集中的体现。把《辛丑条约》废了,其他的不平等条约也就相应废除了。当然,每个国家还有一些具体的事项,如占有的租界、港口、铁路等等。所以,条约要一国一国地谈判并签署新的条约。”周勇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1842年起于南京,1901年经过北京,1943年废于重庆,前后101年,重庆是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国家地位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经济:大后方经济中心支撑抗战危局

  被誉为战时中国的“工业之家”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重要工矿企业纷纷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后方迁移。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一大批国营重要厂矿,多因政治、经济、人事上的原因迁到重庆。周勇说,这些内迁的国营和民营工厂,以其庞大的生产规模、雄厚的资金、先进的设备、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丰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重庆原有的丰富资源、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等多种优势相结合,不仅自己得到发展壮大,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重庆工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抗日战争使重庆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后方经济中心,影响力和辐射力跨出了长江上游地区,达到了整个大后方。1937年,重庆工业在全国仅占1.96%。经过抗战,中国在大后方重新建立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沅辰、西安与宝鸡、宁雅、甘青等11个新的工业区。在这一地区里,重庆工厂占了大后方的31.7%,居第一位。

据了解,当时重庆于整个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和工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和中心地位,其生产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占整个大后方生产量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只有重庆能够生产。

来看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重庆各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13400枝、轻机关枪250挺、重机关枪500挺、各种枪弹2120万发、大炮382门、炮弹24万余颗、手榴弹20万颗、枪榴弹1万颗、掷榴弹3万颗、甲雷2万颗;除此之外,还可生产各种钢料331万公斤、生铁60万公斤、药包7万个、氯酸钾2万公斤、黑药2000公斤。

战时重庆在军需民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使之成了支撑中国长期抗战最大的经济堡垒和最为重要的物质脊梁,重庆也就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战时中国的“工业之家”。

周勇表示,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发展变迁,不只是表现在工厂数量的增加,更表现在工业结构的变化。抗战前,重庆工业除重庆炼钢厂、四川水泥厂稍具重工业的性质外,其余都是一些轻工部门。抗战爆发后,随着一大批重要的国防兵工企业和沿海厂矿内迁,重庆很快便形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器等部门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各类与之配套的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就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生产规模最大、工业产品最丰富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这种改变,不仅适应了战时中国的需要,支撑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且奠定了日后重庆工业经济的发展基础和格局。

文化:“雾季公演”开创中国话剧黄金时代

  话剧电影绘画事业全面开花

抗战时期重庆文化是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周勇说,文学艺术是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标杆,在中国的文艺史册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杂文、散文,也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音乐、舞蹈、美术。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也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演艺界名流荟萃,盛况空前。

周勇告诉记者,战时,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到冬季以后,由于山城大雾飞机就来不了,重庆会有一段难得的和平日子。重庆文艺界便利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举行大规模的文化艺术活动,史称“雾季公演”。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雾季公演”创造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最著名的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夏衍的《戏剧春秋》和《愁城记》、曹禺的《北京人》、茅盾的《清明前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批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在四届雾季公演中,创作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242台。

小说方面,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寒夜》和《火》,夏衍的《春寒》,沙汀《播种者》,艾芜的《故乡》,吴组湘的《山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

诗歌方面,有艾青的《向太阳》,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老舍的《剑北篇》,郭沫若的《罪恶的金字塔》(重庆大隧道惨案而写),袁水柏《马凡陀的山歌》等,以及以胡风为代表的抗战诗坛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

音乐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重庆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民办歌剧团中国实验歌剧团,创作并排演了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连演十六场,场场爆满。刘雪庵创作了《满江红》、《募寒衣》、《保卫大上海》等抗战歌曲近100首,还创作了一些钢琴曲和不少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

美术方面有徐悲鸿的《奔马》、《巴人汲水图》,张书旗的《百鸽图》,刘开渠的《抗日英雄阵亡图》,王临乙的《汪精卫跪像》,王琦的《嘉陵江上》, 廖冰兄的《抗战必胜》等。

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也进入高潮。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大批电影工作者先后迁到重庆,他们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出产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现实,配合抗日战争的优秀影片。如故事片有《孤城喋血》、《中华儿女》、《北战场精忠录》、《长空万里》、《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东亚之光》(纪实性故事片的范本)等,纪录片有《民族万岁》、《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重庆的防空》,以及在战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相继问世的史诗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呈现了中国电影史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高峰,和中国第一个电影纪录片高峰,诞生了中国学界的“重庆记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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