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

2024-01-27 0 884

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

抗战军兴,文亦俱进。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是当年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区。其沙坪坝在重庆市区,华西坝在成都市区,而夏坝和白沙坝则在重庆西北和西南,距重庆市区都在50公里上下,旱路水路均得方便。

四个地方因何皆称坝?原来四川人与北方人不同,他们把局部平原地带称为坝,坝子主要分布于丘陵间的盆地、河谷沿岸及山麓地带。

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

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六校联合音乐会

重庆沙坪坝抗战时期是国统区著名的文化区,盛极一时,蜚声中外。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后方大转移,国共军政界名人要人,文学、科学、艺术、教育、学术、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如冯玉祥、张治中、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臧克家、张伯苓、李四光、马寅初、阳翰笙、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等名扬中外的泰斗人物云集这里。早在1936年,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就发表了《理想中的重庆文化区》一文,首次倡议在沙坪坝建立文化区。文中说:“重庆市之应建立新文化区,其意义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1938年2月,重庆沙坪坝文化区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文化区最初以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学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央电台、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等文教单位为主体,期间,中国文化中心大西迁使沙坪坝文化区的范围迅速扩展,其外围边沿东至嘉陵江对岸,西越歌乐山直抵青木关,至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到青木关温泉寺办公,旋在青木关创建国立音乐院。此时的沙坪坝,严格说来,不单是中国西部的文化中心,实际已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了。

沙坪坝的青木关一直被誉为“重庆第一关口”。重庆大轰炸使山城几近焦土,为避空袭,一大批机关、学校便先后迁到了这里,一些党政要员、社会名流,也随之落户青木关。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名字。国立音乐院于1940年成立,1945年又成立了幼儿班。前者是现在誉满全球的中央音乐学院,而后者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一批又一批胸怀音乐抱负和音乐才情的热血青年,在战火纷飞和颠沛流离的年代,历经艰辛来到青木关,用音乐这样独特的方式,唱苦难,更要唱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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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25年的华西医大钟楼,华西坝经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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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华西坝五大学校长,(左至右)燕京梅贻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金陵大学陈裕光、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齐鲁大学汤吉禾

华西坝,是指1910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浸礼会、公谊会、美以美会、英美会、圣公会5个基督教会在成都创建的华西协合大学,规模巨大,享有了“东亚第一”的美誉,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

华西大有另一段独特的过往,更成为华西大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长达九年,华西坝上的“五大学联合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命脉,战区各大学纷纷“到后方去!”而地处大西南后方的华西协合大学则敞开怀抱,竭尽所能,陆续接纳内迁来蓉的内迁学校及流亡师生。是年秋至次年春,南京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相继迁来华西坝。一时间坝上师生骤增至5000余名,华西坝的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至。前方的腥风血雨还在继续,内陆的空袭也不曾间断,但师生们到底有了一块相对清静的治学之地,于是另一种独特的大学模式应运而生------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师资、校舍、设备配置成了统一的资源,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学生允许校际间任意选课,全部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艰苦下,华西坝上的高等教育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在华西坝的各大学学生人数比联合办学前大大增加,各校还增设了一批新的系科,而在朝夕相处中的互相取长补短,眼界扩大,知识的流通也更快了。走在华西校园的路上,想起几十年前的烽火岁月,竟是诸般的荡气回肠。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愈艰苦,愈在朗朗书声中,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赤诚和坦荡。而我们眼下看到的老照片,似乎又回到大师云集的盛况,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张东荪、吕叔湘、吴宓、冯友兰、董作宾、冯汉骥、傅葆、许寿裳、孙伏园、庞石帚、缪钺……,先生们曾经在巍峨的华西大钟楼下匆匆走过,这样想来,让人何期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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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北碚白沙坝

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

嘉陵江边的复旦大学校门

北碚的夏坝位于重庆西北的缙云山下,嘉陵江畔。北碚的真正兴旺发展始于抗战时期,重庆为战时陪都。一时间,北碚迁进了上百家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云集了上千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北碚被人们称为“陪都的陪都”。

迁驻北碚的教育院校有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社会教育学校、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勉仁书院、育才学校、国立二中、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等20余所大中专院校。迁驻北碚的文化新闻机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办公处、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国辞典馆、国立编译馆、国立礼乐馆、正中书局、中苏文化杂志社、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复旦新闻馆、文摘出版社等30余家单位。而位于北碚东阳的夏坝,则以落户在这里的复旦大学和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代表。

“八一三淞沪抗战”失利后,日寇攻占上海,复旦大学校舍被毁,800多师生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先迁到庐山,后又因日寇逼近南京,学校又西迁重庆。1937年底,选北碚夏坝为校址,于1938年2月开课。他们先租用部分小学为教室,利用煤矿仓库作为学生寝室,租地主的庄园作为教职员宿舍。以后逐渐建起了数十间教室,搭起席棚为宿舍,夜间点起桐油灯学习。虽在荒村茅舍,屋宇简陋,但在全民抗战的鼓舞下,全体师生仍不觉艰苦,教、学都十分认真。在原来4院12系的基础上,增加实用科学,以满足国家人才需要,所以陆续增设了职业教育系、史地系、数学系、统计系;为发展农业,又建立了农学院,开办了农垦专修科、园艺系、茶叶组、农艺系;为培养开发边疆文化人才和翻译人才,曾筹办藏文专修科和英语专修科。至此,该校共有文、理、商、农5个学院,中文、外语、新闻、教育、化学、生物、土木、政治、经济、社会、银行、会议等22个系和中国生理、心理所,使复旦大学成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学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以后四川府及赈济委员会拨款修建校舍,一些工商资本家捐款添制设备,陆续建起了竹木泥砖的简易校舍,如登辉堂、相伯图书馆、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命名的教室,并租地两百余亩,办起了实习农场。学校为了培养高质量人才,千方百计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和兼课。如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顾颉刚、吕振羽、曹禺、洪深、胡风、童弟周等教授。同时,学校还经常请社会名流来校作学术报告。使学生不仅学到文化科学基础理论,而且还能学到社会知识,增强抗击侵略及反法西斯意识。如郭沫若就来校讲过《敌我青年之对比》,使大家认清正义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请邵力子介绍《苏联卫国战争》;马寅初作经济问题讲演;黄炎培讲《世界形势及中国前途》;老舍讲《关于创作问题》等。这些名人的报告,学生们得收益极大。

1942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41次会议,将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抗战八年,复旦大学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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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坝“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金律声先生指挥身影

江津白沙坝位于重庆西南百里的长江之滨,以地处长江要津得名。抗战时期,白沙坝是赫赫有名的“川东文化重镇”。这里汇聚了名目众多的,层次不一的文化单位。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9年由重庆迁来白沙。相继迁来的还有国立编译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期, 沦陷区大批文化单位随国民政府内迁,当时迁到白沙坝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些学校和大批师生。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开办的公费国立中学,开办的大学先修班,白沙坝首先力承重任。1939年初,首先在白沙坝成立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负责安顿来自沦陷区的中小学教师。 1938年重庆女子师范学校迁到白沙坝,1939年初陆续有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三服务团附设的第一中山中学、川东师范、国立十七中也由重庆、巴县等地迁到此地。国立十七中后改为国立江津师范。

1940年9月20日,教育部创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坝开学。院长由原教育部督学谢循初担任,教授中有胡小石、魏建初、卢前、吴伯超、台静农、唐圭璋、吴白陶、沙梅、余雪曼、柴德赓、李霁野、李何林等名流学者。这所女师学院是全国唯一的女子最高学府。教育部还在白沙坝新建了国立女师附属中学、国立女师附属师范,川东师范建国先修班等中等院校。

1940年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设于白沙坝, 次年教育部又在白沙坝开办了第四中山中学、第八中山中学。

1942年3月27日,大学先修班班主任曹刍创办了《白沙周刊》。同年12月5日,由张仲衡发起,设立白沙实验简报社,创办了《白沙实验简报》。白沙爱国青年组织亦于1942、1943、1945三年,陆续办起了《白沙青年周刊》、《时代画刊》和《民时半月刊》。

1942年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由音乐教育促进会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合作,在白沙坝江津师范大操场举办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吴伯超、金律声登台指挥,这是当年中国音乐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唱。

1944年3月19日,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出席在白沙坝举行的抗日节约献金大会,为宣传民众、捐献飞机、支持前方募捐。大会共募捐献金650多万元,创全川最高记录。事后,冯玉祥撰写《最爱国的市镇—白沙》一文,满怀激情地记叙了这次大会。

正因各级学校和文化机关、团体的大量汇聚,引来了众多教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名流,造就了白沙坝人文荟萃的繁盛局面。他们在此执教、任职,创作了诸多上品佳作,侵润之功至为深远。至1942年,白沙就有大、中、小等各类学校近40所,在校人数超过万人。白沙在抗战时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学生城”,当世难匹,迄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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