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2024-01-27 0 32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抗战期间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杀敌。

核心提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动员和组织全国军民,经过历时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全面抗战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党在战争的洗礼中日益坚强、壮大、成熟,而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因素,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不懈探索、总结提炼、开拓创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思想理论,不仅成为抗战胜利的学理支撑,而且为整个中国革命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与前途等问题的理论

1939年12月,在毛泽东与其他一些同志合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中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并从十个方面勾勒了这一变化的过程,从六个方面描述了这一社会的特点,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重大论断。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即国情,课本写道: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是反帝的民族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认定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1940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动力”作了重要修改,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就使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更切合实际从而更准确更科学了。

 二、关于统一战线和政策策略的理论

早在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刚刚站稳脚跟之时,党中央就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抗日政治形势的基本变化,纠正前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阶段,在党和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党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促成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日前提下再度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毛泽东在1937年9月撰文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只限于国共两党,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刻阐明: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现阶段是要实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理由”。后来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道,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什么政策策略?这是事关抗日战争全局成败的关键问题。党于1937年8月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中说,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关门主义,这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则转到右倾投降主义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所以“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强调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反对这一原则,从先前的一贯“左”倾忽而转向右倾,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这种右的倾向,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得到克服。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在国民党顽固势力发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在整个抗战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决不会改变的,但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再简单地引用。现在的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例如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等等,并提出对于在抗日问题上立场和态度不同的各派政治势力应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三、关于武装斗争和党军关系的理论

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对抗大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

同年11月6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进而从理论上阐发了这一观点:“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只是其表现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所谓合法斗争以进入武装起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用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论证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论断的正确性,认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他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次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用建党以来十八年的经验进一步论证“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把武装斗争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再次强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

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一切革命斗争的发展进程,总是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紧密相联的。党的自身建设当然始终受到倾力关注,有关的理论创新自然也尤为突出。这里仅就三个主要关节点窥其一斑。

首先是193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它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首次面对抗战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回答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这就规定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二是指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正确处理党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这条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功过成败也要以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这种关系来衡量。三是揭示三个主要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三个主要法宝即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四是阐发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重大意义,把这称为“伟大的工程”。以上这些表明党已从幼年走向成熟。

其次是1942年开始的三年延安整风。 在整风文献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中,从中国的国情社情党情出发,认定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号召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提出“思想入党”的现实命题和“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重大论断,正式确立了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奠定基础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这是使党更加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首要前提。

再次是1945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在延安整风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即将到来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使命和当前及战后的任务与政策,尤其是首次明确地概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把它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一切,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上述三个关节点,是邓小平这番话的主要根据所在。

五、关于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理论

恩格斯曾说过,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我们党从建立起,特别是1922年二大以后,不止一次地宣布过党的政治纲领,即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抗日时期,面对各类不同人物对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质疑、歪曲和攻击,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特意重申和深刻阐明我们党的政治纲领。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篇文献中。

一是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一方面驳斥鼓吹“一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空谈主义, 同时又驳斥借口共产党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叫嚣“收起”共产主义的顽固派,明确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他并且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混淆,提出应把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二是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他严正申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这就是我们党“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我们党。

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是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以往相关论述基础上对此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系统、集中地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区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尤具新意的是,毛泽东首次对“国体”和“政体”的内涵作出简明而准确的界定:“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讲清了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的问题。结论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只是“节制资本”。共和国在农村中将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据此,必须打倒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旧的反动文化,建立在观念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总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七、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

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这一表述,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实质是一样的,讲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也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针对以往党内屡犯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教训,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竞赛,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对此作了更为集中而精当的阐发。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高干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还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和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很大的缺点。学习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也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这一年,他在研读苏联哲学家的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的批注中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当然是指“有的放矢”的理论家,而不是“言必称希腊”的所谓“理论家”。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再次强调“结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分析批判,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高度对“结合”命题作了有力论证,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在4月24日的七大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又深入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它列为全党必须坚持的三大作风之首。

以上七个方面是我们党在抗日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而其核心是第七个方面。“结合”是个大命题,总命题,中心命题和根本命题。其他几个方面理论都是“结合”的体现和硕果,最终都可以归结于“结合”。有赖这一“结合”,中国革命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式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可见在党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创立过程中,在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从逐步形成发展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过程中,抗日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时期。这些独创性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既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又为嗣后实现“第二次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设了必要前提,其中许多基本原理和原则迄今仍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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