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

2024-02-10 0 523

稳固的财政为前线提供了保障

为了提高经济发展,保障军事力量,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全面抗战前,根据地的财政制度还不完善,一切财政供给,只能在部队的转战中自筹解决。”赵云旗指出,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打土豪分田地、打仗缴收的战利品等,收入来源十分有限。” 赵云旗指出,从那时候起,我党领导人就意识到一个政权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是不行的,光靠打仗缴收上来的物品支撑走不长。

据赵云旗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建立了财政厅,有专业的财政组织机构。“当时边区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但财政厅的科室设置却十分健全。”

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部改组为边区政府财政厅。财政厅下设粮食局、税务总局。还设有会计科、金融科、秘书室、公产管理科等多个科室。

“这一时期,不仅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健全了财政机构,并从上级到下级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且对财政机构的人员配备也非常重视。”赵云旗说。

而在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财政管理,则是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7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指出:在抗战中统一财政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

“从土地革命开始,各个根据地的财政都是独立的,各管各的,只有中央发布的政策是统一的。”赵云旗认为,分散的财政体制之所以行不通,一个是分散了财力,会造成根据地的苦乐不均。再则,分散的财政体系也会造成资金浪费,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甚至还会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

陕甘宁边区统一财政范围,首先是统一收入和支出、现金管理,此外还有整顿粮食管理和统一边区预决算制度。然而,“统一”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赵云旗在翻查历史资料中也曾看到过相关的记载,有些单位的领导一开始思想上想不通。“统一财政也经过了一翻斗争才达到的。”

在赵云旗看来,统一财政是向“统筹统支”财政体制的过渡。其次,统一财政为实行“统筹统支”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再次,统一财政为“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出台消除了各种阻碍。

统一的财政管理政策也带来了成效,首先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原来各单位都有小金库,统一财政后,边区的整体财政收入增加了。统一财政建立了‘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这样的财政体制,在钱少的情况下,便于计划。”赵云旗告诉记者。

赵云旗把抗战期间财政体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系,这个阶段是从1937年到1940年。

他认为,统筹统支财政体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以来,在改变财政混乱现象、克服本位主义、解决财政困难、有计划调节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重点地支持边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1940年开始,边区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完全自给自足难以保障,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难以继续实行。因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从1942年开始修订,转为“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体制。决定发给各部门、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这一财政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是从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始的。

为了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陕甘宁边区又从194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体制,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的部分,下放到各区去实施。1944~1945年,主要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加强积蓄,准备反攻”。

此外,抗战期间,税收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历过多次调整。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之前,边区的税收是以轻税为主,由于边区有外援收入,边去政府对内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1941年,为了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增加税收收入,边区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增设了商业税和扩大货物税的征收范围。

“因为根据地条件差,经济比较落后,抗战初期政府废除了当时的苛捐杂税,前三年,工商业基本不交税,农业生产上,每个家庭每人300斤产量以下是不用交税的。”赵云旗认为,从税制角度看,1937~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税制并不健全,因为轻税的政策使得税源较少。从1940年开始,税收制度愈来愈完善,比如农业累进税征收就比以前更科学完善。“虽然当时根据地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困境,但也倒逼了财政制度完善,如货物税的制定一次比一次有所进步。”

在赵云旗看来,根据地财政建设的作用,就是帮助军队度过难关,“当时制定了许多财政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给企业,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等。”

  当年的经济政策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金融战也没有停止过。

在《抗战财经记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登户研究所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据刘高平介绍,各个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了冀南银行,华东根据地建立了北海银行,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等。在根据地,这些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且把法币、伪币从市场上逐步收回,让法币、伪币在根据地内无法流通。

另外,当时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据地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后,还伪造根据地的货币,对此,根据地一方面是收缴、销毁这些假币、伪币,另一方面教育根据地民众抵制使用这些假币,并且懂得识别假币。“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根据地还经常重新印制新版货币,让假币印制跟不上根据地货币的更新、印制速度。用这种‘土办法’保护根据地的货币秩序。”刘高平说道。

在刘高平看来,这是整治金融秩序的一个办法,为根据地的独立自主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此外,根据地还发行了商品流通券。“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光华券就是在根据地内流通的一种代替货币的流通券,根据地的银行通过这种流通券抵制法币,避免物资外流。”刘高平告诉记者。

“过去以少战胜多的战争不在少数,这其实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器较量,如果在这场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没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很难说结果会如何。”赵云旗认为,经济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作用,是保障了战争时期战士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抗战期间,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对现在的国家治理、财政和经济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分析财经问题的文章。

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并阐述了经济和财政之间的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

在赵云旗看来,这个观点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财政要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不是资本市场上。实体经济的发展远比资本市场重要,现在许多企业对资本市场投入很大,忽视了发展实体经济。”

其次,赵云旗认为,过去根据地经常提到的“勤俭节约”也有指导意义。‘“勤俭节约’这四个字放在现在就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怎么优化资源,把每笔财政收入用在刀刃上,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第三,在抗战困难时期,根据地的税收能采取民主方式征税。“过去在根据地征税,需要得到民众通过,如在农业上征税,农民产量多少需要‘自报公议’,一方面每个农户自己报数,另一方面让其他农户来评论数量的真实性。”赵云旗认为,这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体现。而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财税政策,充分考虑了纳税人的能力,对我们现在的税收制定也有指导意义。(记者 宁迪 王林)(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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