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与山西抗战

2024-01-27 0 1,054

抗战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精心部署、英明指挥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毛泽东精心部署,打开山西抗战局面

全国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很快成为抗日的最前线和主战场,而山西又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华北前线的捷径、陕北根据地的门户和卫护中原、西南的屏障。由于境内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地形错综复杂,是进行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它居高临下,俯瞰华北平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红军改编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发动山西抗战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改编后的八路军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为打开山西抗战局面,毛泽东于9月中下旬接连5次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指示八路军在山西分片占山居险,创造游击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求“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并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

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指示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山西的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开了山西抗战局面。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同时强调:“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3个主力师分兵挺进敌后,迅速实行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建立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二、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移驻山西,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发动山西人民以至全华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移驻山西。刘少奇一方面加强与发展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阎锡山抗战;另一方面,立足山西,面向华北,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太原是华北唯一还没失守的大城市,而到太原危急的时候,群情慌乱,不知所措。刘少奇临危不乱,镇定自若。他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不能离开华北地区,坚持华北地区抗战;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他说:抗日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必须全民武装起来,一起向敌人开火,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在要不要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动、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为了保证游击战争的开展,他提出了“党内军事化”的口号,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军事,为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他还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要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困难,绵延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这就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我们就可能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于主力部队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

为了开创山西抗战局面,迫切需要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山西抗战的领导。9月下旬,刘少奇在太原召集山西、山东、绥远等省党组织负责人开会,部署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山西党组织大力加强建党工作,到1937年底,全省建立县委或县工委的县有60余个,占全省县份总数的60%,这不但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开山西抗战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日后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奠定了基础。

11月4日,太原即将沦陷,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撤出太原,转移到临汾,继续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直到1938年2月离开山西回到延安。刘少奇在山西抗日前线的5个多月时间里,成功地领导了华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工作方针的转变,打开了华北地区抗战的局面。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工作时指出:“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三、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亲赴山西抗日前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

1937年8月下旬,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准备开赴山西前线之际,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有关事宜。9月5日,周恩来到达太原,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并推动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山西境内人心惶惶,到处都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和伤病员,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周恩来对抗战前途却充满信心。他在太原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八路军开向前方,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友军共同抗日,希望各阶层人民加强团结,以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他指示山西地方党组织以及八路军要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太原期间,周恩来多次做报告,发表演讲,参加座谈会,为推动山西抗战,大力进行鼓动宣传。他在山西大学为刚刚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做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了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太原,周恩来不仅出席了牺盟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并做了重要报告,而且为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众干部训练团的近5000名学员做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抵达太原时,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已前往代县太和岭口指挥晋北保卫事宜,周恩来专程赶到太和岭口,面见阎锡山,同他进行会谈。之后,又广泛会见晋绥军政要员,促使他们积极抗战,共赴国难。当时,由于张家口等地相继失守,天镇晋军不战而潰,傅作义部也正准备从大同撤出,阎锡山在连遭挫败后对抗战能否胜利几乎失去信心。周恩来同他分析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敌强我弱,但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周恩来的话使阎锡山增强了信心。

9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东、华南连接,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周恩来在电文中提议,一二九师应迅速开赴正太线南北地区夺取先机,以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并扩大自己。中共中央军委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命令一二九师先开往正太铁路一带,以后向太行山区转移。

11月初,太原已成一座危城,阎锡山等山西军政要员纷纷撤离太原市,但周恩来仍从容不迫地坚守在太原,布置太原失守后党的工作。在太原失守前三天,周恩来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人员最后一批撤出太原市。但他刚出城门就看到汾河桥上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拥挤不堪,一片凄惨混乱景象,不少人落水而死。周恩来立即又返回城内,找到太原市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才离开太原市。在向临汾转移的途中,他目睹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盔弃甲的状况,指示八路军各部队迅速收集溃兵散枪和一切资财以发展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指挥中心,周恩来转移到临汾,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号召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因为敌人是不可能占领全华北的,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可能全占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我们要在游击战争中,武装人民,壮大自己,收复城镇,破坏敌人的交通,消灭敌人,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周恩来的讲演鼓舞了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已越来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指出:关于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我意第一步应从县区作起,先成立县、区、乡行政委员会,以抗日民义,从各团体中推举代表,然后民选议会;第二步由各县的民主政权成立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可依情况成立临时的行政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1938年1月,经阎锡山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随后,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也进一步展开。

从9月5日周恩来抵达太原到11月25日离开山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与阎锡山进行会谈,并广泛会晤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其他高级将领卫立煌、傅作义等,进一步密切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也为八路军打通了在山西进行抗战的路线,使八路军能够顺利地开赴山西前线,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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