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文物考察团用艺术文化对抗大炮刺刀

2024-02-10 0 1,023

“西北望”

系列报道之三

1940年7月,一支由12个人组成的小队伍从成都出发,前往西安,踏上了西去的行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以艺术文物研究为目的的考察团。考察团兴于抗战烽火之间。在中国东部大片土地落入敌手的艰难时世中,西部黄土地上逶迤前行的这支不起眼的队伍,试图从遥远的历史中,找到一些给人以希望的力量。他们找到答案了吗?

中华文化空前劫难中的一点强音

应该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此行,与其成员一直抱有的“文化救国”的思路是一致的。1937年3月,留学法国学习绘画、雕塑的王子云在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的形势下,毅然回国。他建议国民政府以中国古代艺术品参加巴黎世界艺术博览会,光大中华文化,从另一条战线宣传中国,推动反对日本侵华的国际潮流,但国民政府未予重视。“七七”事变后,他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

学者王芃指出,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逐渐向内地推进的紧要关头,日军所到之处对文物古迹大肆掠夺、破坏,中华文化遭受空前劫难。国民政府中一些爱护民族文化的人士,发出保护大西北民族文化和艺术摇篮的倡议。王子云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召集国立艺专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部分学生,组成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以敦煌为重点,进行文物考察,为保护西北文物做好基础工作。

1940年6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编制12人,王子云教授任团长,隶属教育部社教司。考察团的组成,是在文化艺术已经被战争环境压缩到极小空间之后的一次强劲反弹。而这次反弹的力度之大,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预料。

从1940年至1944年,考察团考察了陕、甘、青等地区,主要活动有陕西关中汉唐陵墓考察、河南龙门石窟考察、青海塔尔寺考察、敦煌莫高窟考察等,取得了非常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功载史册。

王子云、张大千 以不同方式记录敦煌

对于敦煌的考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有学者评价,对敦煌艺术遗存的重新梳理,让抗战中的国人直观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大唐气象,仿佛是暗夜中的火光,振奋了许多人即将破灭的斗志。

今天敦煌是闻名中外的文化艺术圣地,交通四通八达,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皆轻松便捷。但当时考察团的行程,却令人有深入不毛的悲壮之感。由于之前来自各方的文物盗贼们的掠夺,当考察团抵达敦煌时,面对的是一个残迹。另一方面,敦煌研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许多成果已经发表。但考察团仍然有优势:石窟仍在,壁画仍在,且之前国内外学者们尚未深入涉及敦煌的艺术领域,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在敦煌期间,考察团摹绘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壁画,计有:北朝大型壁画摹本8幅,其中有长达6米的《五百强盗得眼图》、《萨埵太子饲虎图》,长达8米的《伎乐飞舞图》等巨制;北朝佛教故事和单身像摹本2幅;隋代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画像摹本14幅;唐代大型经变图摹本12幅,单身菩萨像摹本8幅;魏唐各代佛洞藻井图案摹本30幅;五代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摹本6幅;宋代五台山图壁画摹本1幅;元代佛教故事人物摹本3幅。

王芃说,在考察团进驻莫高窟不久,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带着助手来到敦煌。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年深褪色的壁画“恢复原貌”。这和考察团采用的保持原貌的考古式临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王子云对张大千临摹古代壁画的方法颇有异议,认为匠气和火气太重,但他们常相往来,切磋问题。两位大师对摹绘敦煌壁画所持的不同观点和实践,开启了以后众多的敦煌艺术流派,其影响是深远的。

环境艰苦 便宜草纸上绘画稿

按照学者戴叶君的说法,参加了敦煌壁画临摹的考察团成员共四人,分别是接受过中国和西方高等美术教育的雕塑家王子云、国立艺专西画系的卢善群、图案系的雷震、绘画系的邹道龙,“这样的人员结构为壁画临摹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之前那些并非艺术家的敦煌研究学者们所难以完成的任务。此外,王子云亲手绘制的莫高窟全景图长卷,是一件兼具绘画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完美结合的作品。

与张大千私人考察小组的“财大气粗”相比——三位藏族画师每月薪酬为五十元大洋——考察团的条件之艰苦令人唏嘘。他们临摹使用的都是从兰州买来的纸笔和颜料,所以画稿只能用便宜的草纸代用,不到十分成熟决不定稿在较好的纸上。但其成就却十分突出。

考察团到达敦煌不久,即致函重庆政府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研究所,并列出计划。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

对汉唐帝陵进行了“全记录”

考察团1940年上半年到 1942年冬,同古迹保护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合作,对陕西关中汉唐帝陵进行了考察。其中,西汉帝陵11 个,包括咸阳县汉高祖刘邦长陵、汉景帝刘启阳陵、汉武帝刘彻茂陵等;唐代帝陵18 个,包括三原县东白鹿原上唐高祖李渊献陵、礼泉县城北九嵕山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乾县城北梁山唐高宗李治和女帝武则天乾陵等。

关中地区汉唐陵墓雕刻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刻最珍贵、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遗存之一。考察团利用模制、拓印、照相、绘图、写生等多种方式,取得了大量资料。主要包括西汉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卧象、伏虎等石雕的石膏翻制品,猛兽吞羊、人与熊等浮雕的拓片,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摄影照片、石雕刻文字记录,西汉十一帝陵全景长卷写生图,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文宗章陵等唐代帝陵测绘图,帝陵实景写生图,唐太宗昭陵前陪冢(即将相公主陪葬墓)写生图,唐十八帝陵全景写生长卷(长纵12米)。另外还有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关中考古游记文字材料,西汉京城长安与唐京城长安平面图。

王子云认为:“古代遗迹遗制存留今日者,以雕刻艺术品为多,其分类可大致为陵墓石刻及佛教雕像两类……已属于中华民族之天才创作。尤以陵墓雕刻实足以代表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神。”王先生对汉唐陵墓雕刻艺术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他的观点和论点是此领域最早的理论著述。及至今日,茂陵、昭陵、乾陵、顺陵等文博馆所,以及西安碑林石刻艺术馆的许多展品、藏品说明词,还是以当年他的论著为理论准绳。

王芃指出,考察团的工作是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1943年至1944年,考察团多次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举办以敦煌壁画为主的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大大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了抗日热情,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功载史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考察活动是我国近现代一段重要的文化史。考察团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和成果,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财富。但前辈学人的这段艰辛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为人知,不能不说是憾事。(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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