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2024-01-27 0 943

[摘要]跑警报时,市民拖儿带女,或推小车,或肩挑背扛,带着重要的便于携带的东西,奔向昆明郊区,躲在山地、林中、旷野中。跑不动的百姓只好等死。

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日机轰炸昆明武成路。

抗战时期,随着沿海各省的相继沦陷,中国与外部联系通道只剩下西北和云南。云南是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滇西战役爆发后,云南又身兼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双重角色。因此,日寇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其惨烈和时间之长可与重庆相比。防空成为云南抗战的主题。日轰炸计划代号为“火计划”。其授意者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他对云南人有历史私怨。1924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进行兵棋演练,他败于同窗、云南大理人杨杰(民国军学泰斗,曾任蒋介石参谋长),失去天皇赏赐的军刀。在台儿庄战役中,坂垣军团又和滇军60军交手,再次尝到云南人的厉害。“火计划”正好给他一个公报私怨机会。

日机把昆明当做打靶场

1938年9月28日的昆明,风和日丽。上午,昆华小学正在上课,日机突来。从没见过飞机的学生都好奇地挤在窗边。老师吓得脸都青了,大叫:“快钻到桌子下边!”话没说完,声声巨响,幸好没有炸着学校。但不远的昆师、潘家湾、苗圃、凤翥街一带就惨了。炸弹如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和小学生一样好奇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血肉横飞。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

那次轰炸日机是从珠海起飞,《云南省防空情报处关于敌机首次袭昆报告表》记录了空袭情况:

8时30分接桂省情报,敌机9架经邕宁、万岗、乐里、田西、西林、西隆向滇飞;8时40分由江底入境,经罗平各哨、陆良、杨林、板桥;9时14分由市郊东北侵入市空;10时20分由呈贡、宜良、弥勒、泸西、邱北、广南、富宁出境。处置情况:8时40分空袭警报,9时20分紧急警报,10时30分解除警报……

日机探实昆明防空能力极弱,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排着品字队型耀武扬威而来,来3架排小品,来9架3个小品排成中品,来27架3个中品排成大品。来36架时,前面大品,后面紧跟着中品。空袭时飞行之低,连翅膀上的膏药旗都看得一清二楚。空袭前一天居然进行预报。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日军甚至把昆明当做学员训练的打靶场。到昆明来炸一次回去就可以拿文凭。

最初日机是从珠海的横琴岛起飞,路途远,轰炸还不频繁。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飞机从河内起飞很快就可进入云南,对云南的空袭全面升级。重点是昆明、滇西和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滇黔公路三条交通干线以及各个军事要塞。

日机专门在人口密集的时候和地方扔炸弹。1942年5月4日是保山的集市,中午人最多时,54架日机突来,对保山城狂轰乱炸。第二天,54架日机再度轰炸保山城。日机投完炸弹后,追逐着逃命的人群俯冲用机枪扫射。

据统计,对保山的两次轰炸,九千多人被炸死。日机还在保山城内投下了大量的细菌弹,致使烈性传染病在保山与滇西各县大规模流行,致10万多人死亡。

从1938年9月28日到1944年12月最后一次空袭,6年间,日机空袭云南共281天,508批次,出动飞机3599架次,投弹7588枚。

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昆明五华山挂灯笼发警报。

弱不禁风的中国防空力量

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空军名义上有500余架飞机,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而日军飞机有2700架。日本空军进犯广东时,广州只有九架飞机防守。日军零式战斗机爬升率高,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而中国空军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年代的古董——— 一种帆布蒙皮、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飞行员们把它们叫做“老道格拉斯”。它又慢又笨,火力很弱。空战中为了抢高度,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日机却能够一下子就拉起来。到了1937年底,中国的“古董飞机”越战越少,就大量改装民用机,本就奇缺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着“古董飞机”或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去迎战日本先进的战斗机,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平均只有六个月。

悬殊的空中实力,决定我方只能“消极防空”,即以减少损失和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为目的,以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它包括疏散、消防、防毒、除奸、救护、避难、工务抢修等。

为此,抗战一开始,昆明就成立了以昆明警备司令禄国藩为司令官的云南省防空司令部。不久又成立了昆明防护团,以禄国藩为团长,下设总务、警报、警备、消防、掩埋、抢修、灯火管制、交通管制。防护团依照省会警察分局分成8个防护区团,区团长由警察分局长兼任,宪兵各区队长兼任副区团长。还成立防空协会,龙云亲任会长。1939年12月,又成立了云南省防空协导委员会,负责全省防空业务之协导、建议、宣传、征募等工作。由党政军官员、商界与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公推委员十七人。由禄国藩为主任委员,李鸿谟为副主任委员。除政府全力防空外,防空协导委员会要求全民防空,自护自救。

跑警报成为居民生活方式

一说起跑警报,至今70岁以上的老昆明人仍会胆战心惊。一些老人,每年9月18日听到拉响纪念警报声,头皮就会发麻。对防空警报,开始人们有些慌乱。但跑多了,跑警报就成为昆明居民生活方式了。警报分预行(敌机起飞)、空袭(敌机进入云南)、紧急(敌机往昆明飞来)、解除(敌机走了)四种。

昆明的警报器一开始以电笛和汽笛为主,辅以六个城门楼的大铜钟,还由警员骑自行车在市区疾行摇不同颜色的信号旗,分别表示预行、空袭、紧急、解除。大型电警报器主要设在五华山瞭望台和兵工厂、纺织厂、电厂等大工厂的烟囱上,小型手摇警报器置于市区主要街道的守望所。后来改进为在五华山的瞭望台挂灯笼。预行警报时挂红灯笼一个,空袭警报时挂红灯笼两个,紧急警报时挂红灯笼三个,解除警报时挂绿灯笼。在挂灯笼的同时,鸣警报器和敲响警钟。如果白天发生敌机施放毒气,六个城门楼悬出黄旗,并三下三下地击鼓;若在晚间,则钟鼓齐敲,同时六个城门楼上挂出红灯。为防备敌机夜袭,灯火管制的具体办法也订了出来。为了快速疏散居民出城,还把昆明城墙拆开,挖出了八个数十米的大缺口。防空预警信息来自省防空情报处,他们日夜监测昆明250公里范围内的空情。并在全省各地设防空哨,通过耳听、望远镜观察日机行踪与动静。并与桂黔保持联系。

跑警报时,市民拖儿带女,或推小车,或肩挑背扛,带着重要的便于携带的东西,奔向昆明郊区,躲在山地、林中、旷野中。跑不动的百姓只好等死。费孝通曾回忆警报解除后他回到住处的情景:“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在哭。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

日军专门策划多次针对西南联大和云大的轰炸。西南联大按照国民政府全民防空要求,成立学校防空委员会,设警备、救护、避难指导三组。制定适合学校的特殊防空办法。比如要求师生分成小组,在住地或校舍挖小型防空洞。冯友兰就创造性在住处附近的宽厚城墙上挖了一个防空洞。里面架木板可休息。内外两面墙各有一个洞口可进出。坚固的城墙只有直接炸中才有危险,远比土洞安全。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联大就要求教师疏散到郊外甚至邻县,将疏散者的课程放在每周的两天内集中讲授。还根据日机到昆明的时间和特点,采取早晨七点开始上课,一堂课时间压缩到四十分钟,到上午十点就能上完四节课,尔后的时间便是跑警报和自习。疏散保证了安全,可苦了教师上课。住在东郊的闻一多、朱自清,要步行近10公里来校上课。吴大猷每天凌晨5点出发走路,其皮鞋底打过无数次掌。周培源住在15公里外的西山滇池畔,特意买一匹棕褐色大马骑着来上课,成为校园的一景。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三楼的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无法疏散。他的家人又不在昆明。傅斯年给他在住处楼下挖一个简易防空洞。每当警报响起,住楼上的其他人都是慌忙往下跑,住一楼的傅斯年却反向跑到楼上,把陈寅恪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但一下雨洞常积水。陈寅恪就拿张凳子坐在水里。后来他曾做对联调侃:“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有一次防空警报响起,刘文典(清华国文系主任)已跑到防空洞口,突然想起陈寅恪眼不好跑路不方便。他立即带领几个学生返校寻找陈寅恪。此时,陈寅恪正在慌忙的人群中乱摸乱走。刘立刻命令学生:“赶快保护国粹要紧!”几个人架起陈寅恪就往防空洞跑。华罗庚经常与得意门生闵嗣鹤在一个防空洞跑警报,为的是跑警报时两人可以讨论数学问题。一次被埋在洞里,多亏联大学生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救出来。1940年我的岳父李秉权教授还是云大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和同学经常到昆明圆通山旁的乱葬岗刨掘散乱尸骨,进行煮沸消毒后晾干,制成骨骼标本用作学习。警报响起时就地掩蔽,警报过后继续刨掘尸骨。

西南联大师生在长沙已有跑警报经验,预行警报时一般是不走的。甚至有个爱干净的女学生一直不走,因为那时热水供应少,大家都跑了,正好有大把热水洗头。昆明机场的我方飞机绝大多数是教练机。因此,日机一来,机场上的飞机也“跑警报”,疏散到其它机场去。

昆明军事目标不多,日军对昆明的轰炸,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威慑。然而,他们没想到,在跑警报的日子,人们该干嘛干嘛。生意、学习、讲课、研究,甚至爱情,都没停下来。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就是成双结对情侣一起跑。

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飞虎队的飞机在空中巡视。

 空袭造就消防车

抗战时期的昆明,房屋绝大多数还是土木结构,特别是铺面,木材用得更多。1940到1943年,昆明城内因空袭引发的大火灾就接近30次。1940年3月30日,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东南城区,火灾引发20间民房毁于一旦,死亡120余人,伤350余人。

当时警局曾专门勘测统计过昆明城区的水井,以供空袭时救火之用。为了避免空袭火灾延烧商店、民房,省会警察局消防队在各街铺面加筑封火墙,开辟防火巷。至1939年的6月,共筑封火墙1320堵,防火巷36处,消防水池29个。昆明在1918年就有自来水。但没有专门的工具,用自来水消防并没有优势。一旦发生火情,救火全靠人工。每遭轰炸,城内四处起火,救火难度更大了。除省会警察局消防大队外,昆明各区的警察分局都有消防分队。初期各消防队的设备非常简陋,如:腕力卿筒救火机、手压救火机、汽油吸筒救火机、摩托救火机,还配备了大量的水桶。这些消防设备显然赶不上日寇制造火灾的速度。面对这种情况,省会警察局先后充实补充了其所管辖的消防大队,使之具有大号邦浦车(消防汽车),水柜车(拉水的汽车)及各种先进的消防器械。当时滇军三个军几十万人在前线,又正在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云南省政府财政负担极重,购买这些消防车及消防器械的费用除政府拨款外,防空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及市政府发起,向社会各界劝募消防捐款,共募得捐款四十万七千余元。首批购进的两辆美国生产的雪弗莱消防车运进昆明时,在云大操场进行演示,云南省府各厅、局、委的负责人都来观看。从此昆明才有了消防车。

与警局消防队一起并肩救火的,还有一大批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务消防队和义务救护队。只要敌机一走,他们或提着水桶、端起铜盆、木盆、锑锅,飞奔到河边、沟边、井边;或拿着器械,奋不顾身冲进火海,背出伤亡者,拆除危房。在这些民间消防队中,两广和浙江义勇消防队声誉最高。他们有故乡驻滇商会和同乡会的财力支援作强大后盾,消防器材先进。特别是两广队,队员个子瘦小,身体轻捷,动作灵敏,勇敢善战,有耍狮绝艺,爬梯上高处救火不在话下。连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局消防队员都自愧不如。

不怕轰炸怕间谍

每次日机轰炸后,昆明市民们都觉得很纳闷:为何敌机会炸得那样准?后来便衣警员混在平民中,在被炸目标中发现有光闪烁,原来是间谍用镜子的反光提示敌机轰炸目标。因此老百姓中有“不怕轰炸怕间谍”之说。因此,省会警察局把除奸防谍作为云南防空的重要任务。但那时外来的人口太多,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要抓到间谍决非易事。

日本在越南西贡、缅甸马德望、泰国曼谷清迈等地训练越、缅、泰籍间谍约七千人(包括一些摆夷即傣族),化装后潜入云南。有的本身就是僧侣或商人。这些间谍的任务是:破坏我各机场及油库,暗设目标以供日机轰炸;收买各地散兵土匪及流氓,抢劫为乱;运动滇越铁路工人怠工,破坏车头;利用奸商秘密囤积日用品粮食,以断我军供给。

无孔不入的日本间谍曾经在美国云南空军基地弄到过飞行员的名单,日本飞机到机场上空轰炸时,竟然能够在空中用扩音器喊出美国飞行员们的名字。更有甚者,有段时间内,在第14航空队的飞机上的收音机频道中,经常会在寂静中突然传出敌人的广播,一个说英语的日本女人直接叫出正在飞行的美国飞行员的姓名,或甜言蜜语,或威胁恐吓,严重干扰了军心。

护卫滇缅公路的防空战

云龙县澜沧江功果村渡口地处滇缅公路咽喉的深山峡谷。为满足抗战运输要求,滇缅公路在此修建了两座桥:功果桥和功果新桥,由滇缅公路桥梁设计处长钱昌淦设计。1940年10月29日,钱昌淦从重庆去云南抢修被轰炸的功果新桥时,乘坐的客机在云南沾益被日机击落而牺牲。为纪念他,功果新桥改名昌淦桥。

1940年秋日寇占领越南后,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成为除西北外的唯一对外通道。10月,日军组成“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调集100架飞机以河内为基地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功果渡口成为日机轰炸重点。当时维护功果两桥和桥两岸公路的是永平第四工程段,有83人组成的功果桥工队,还有民工6200名。就是这些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的轰炸,昼夜抢修桥梁和桥两端公路,维护着滇缅公路的通畅。

抢修需要时间,为保障运输不中断,抢修队采用三种应急措施:1.吊运。利用过江钢索吊运卡车。2.浮筏。用空桶相连,构成江中浮筏承运车辆。架钢缆连通两岸,将浮筏拉着钢缆过江。3.浮桥。把浮筏串连成浮桥。1941年1月23日,日机第十四次轰炸功果渡口,把弹痕累累的昌淦桥彻底炸断,东京电台宣称“滇缅公路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蒋介石心急如焚时,国民政府交通部接到电报,说车队已利用浮筏过了江。

为配备防空设备,又在两桥之东山修一条高炮路,全长18公里。修好后,功果东山架设了防空高炮阵地。在一些炸桥日机被击毁后,日寇停止了对功果渡口的轰炸。

飞虎队来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中名为“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中队和名为“熊猫”的第二中队,驻军昆明。12月20日上午,巫家坝机场地下室指挥部,空情传来:“日军10架轰炸机,于9时30分越过中越边境,往昆明飞来。”陈纳德命令24架P-40B型战斗机升空分头迎敌。

那天,在郊外跑警报的市民觉得有些异样,怎么听到的声音与过去完全不同?胆大者从躲警报的地方钻出来。那种景象令他们既兴奋又不敢信:过去骄横的日机,在一群画着呲牙咧嘴鲨鱼图案的飞机围歼、追逐、炮击下,起火,爆炸,拖着黑烟栽落下来。美国志愿航空队以9:0的战绩大胜日军。目击者后来说,那天的空战,就像是一群勇敢的鲨鱼在蓝天打野鸭。昆明居民没见过鲨鱼,于是误将鲨鱼戏称作“飞老虎”。第二天“飞虎队”的名声通过媒体大噪。

12·20当天晚上,久违的鞭炮和锣鼓声在昆明此起彼伏,酒店名酒销量激增。之后不久就是1942年春节,昆明市民几年来第一次兴高采烈地置办年货准备过年,郊区的集市,又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那天空战的故事也在昆明流传。埃德·雷克托去追击一架日机,把它击落后,飞得太远迷失了方向,油耗尽降落在一片包谷地。一群人嚷叫着向他跑来。他举起一条绸布条并大声嚷道:“麦扩粉客!”人们向他大声欢呼。原来,中国为让美国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后得到及时救助,在每一套飞行服的背后都缝上一块绸布,英文名字叫BloodChits(血幅),上面是青天白日旗,下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字样,盖有“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的大红印章,并标有编号。在云南,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多为荒山野谷,山民们大多都不识字,聪明的翻译官便想出一个办法,教会飞行员说“麦扩粉客”(云南土话“美国飞客”谐音)。

据《云南防空实录》一书披露,从12·20空战到1943年,飞虎队(含以后改名的14航空队)在云南境内空战共击落77架敌机。

从消极防空到积极防空

飞虎队的到来,使中国夺取了东南亚战场的制空权。云南由消极防空转为积极防空,即是以截击、摧毁或阻滞、干扰敌机为主要手段的防空。主要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电子对抗部队等担任。

为适任“积极防空”的需要,云南大力兴建机场。1937年抗战爆发前云南已有24个飞机场。1942年云南先后出动150余万人次的民工大军,又另行新建了28个飞机场。52个机场数量达到全国第一。在云南这样一个多山地少而贫穷落后的地方,建设机场困难很多。很多老百姓为抗战机场舍家弃地。修建机场依靠人力,上百万农民因此离开家乡。每天只有1至3角的工钱,还常不能按时发放。每天10几个小时用绳索拉着大石碾子将机场压紧,手持竹片、木板拍打地面平整跑道。还经常面临日机的轰炸和扫射。劳累和疾病让很多民工付出生命的代价。

积极防空需要大量飞机。原在杭州的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于1939年迁到了瑞丽雷允,这里临近缅甸、印度,有利于进口机件。建厂时条件十分艰苦,美方的设计课主任格林在1939年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住在竹棚内,屋顶用稻草覆盖,墙壁和地板都是用劈开的竹片制成,踩在地板上会有陷下去的感觉。”它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厂,员工有2500多人,待遇相当好,工资据说由缅甸卢比和法币两部分组成。职员们消费的糖烟酒咖啡之类,全是进口货。飞机厂建有200张病床的职工医院,专家都是在全国用高薪招聘,配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X光机,并使用刚刚问世不久价格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吸引了一批西南联大学生和美国留学生前来工作。

雷允飞机厂主要是制造机身、机翼、机尾、油箱、起落架和螺旋桨等次要部件,发动机、仪表、机载武器系统等核心部件都从美国进口。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雷允飞机厂生产了112架飞机,大修过蒋介石的座机西科斯基水陆两用飞机,并检修了大批飞虎队及英国驻缅战斗机。警卫大队军官绝大部分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可见,蒋介石对飞机制造厂十分重视。

进入积极防空阶段,跑警报的次数显著减少。据《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数字,1938年7次,1939年28次,1940年63次,1941年92次,1942年34次,1943年21次。(文/林文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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